亞投行助力“歐亞經濟共同體”

英國的丹尼?亞歷山大爵士（Danny Alexander）任董事會秘書；來自韓國的洪起澤博士（Kyttack Hong）任首席風險官；印度的潘笛安博士（D. J. Pandian）任首席投資官；來自德國的馮阿姆斯貝格博士（Joachim von Amsberg）負責政策與策略；而首席行政官拉克齊博士（Luky Eko Wuryanto）則來自印尼。

為何一個地區性銀行的副行長之職，會成為諸多國家關注的熱點呢？亞投行的副行長位置雖非無足輕重，卻也非讓人“大權在握”。其實，這就是所謂的“項莊舞劍”。在筆者看來，無疑是亞投行顯然已經超出作為一個亞洲地區性投資銀行作用的緣故：亞投行在未來將承擔的，是助力構建“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的宏大使命。

先讓我們將亞投行置于中歐之間近期發生微妙變化這個大的背景之下，來認識亞投行與歐洲經濟之間的關系。筆者將中歐之間的這些變化，歸納為“中歐四大步”——一、歐盟的核心成員國加入亞投行，二、歐盟鼎力支持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三、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接受中國作為其成員國，四、歐盟擬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MES）。

在亞投行籌建之際，作為歐盟最為重要的成員國德國、法國和英國等，就積極申請加入亞投行，并參與由習近平主席所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同時，以法國為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法國的帶動下，主動支持人民幣加入IMF一籃子貨幣。期間，歐盟國家功不可沒。而歷史上極少接納亞洲國家的歐洲復興銀行，也開始接受中國作為其成員國；外加極有可能在今年2月份，歐盟委員會將提議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更是凸顯歐洲對中國刻意示好。

其實，歐洲對中國示好并非良心發現，而是有其根本的緣由。歐盟經濟在宏觀上，盡管在經歷了長達6年之久的歐債危機（國家主權債務危機）與金融危機（銀行危機，尤其是流動性危機）之后，整體已經從危機的深淵中走了出來，絕大部分成員國也都已經處于經濟復蘇的狀態；但不可否認的是，從2015年的經濟表現來看，其實也就幾個國家業績尚可，其它國家幾無大的起色——英國盡管是歐盟的成員國，卻是個特殊國家，經濟模式屬于盎格魯-薩克森文化國家，因而英國在2015年GDP增速為2.2%，也只能給個“尚可”的評價；一直作為歐盟經濟引擎的德國，2015年GDP增速才1.7%，算不得上乘；法國更是只有1.1個百分點，盡管比預期的0.9個點略有進步。

這般，就不難理解為何歐洲人近期接二連三地示好中國的根源了。在“中歐四大步”的大背景下，顯而易見，亞投行將對歐洲經濟起到提振之功效。更何況迄今歐盟的整體失業率依然處于10個百分點的高位，尤其在年輕人當中不少國家失業率高達25-50%，換言之，四個年輕人中就有一、兩個失業，所以歐盟亟需有一股外部力量能夠助其一臂之力。

可惜的是現在世界經濟形勢依舊疲軟，尤其美國盡管是歐洲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財神爺”，但由于自身也剛從金融危機中走了出來，美國自身難保，豈能救歐洲？因此，可以不謙虛地認為，也只有中國有足夠的能力，“提攜”一把歐洲經濟。

那么，亞投行將對歐洲經濟如何起到提振之功效呢？筆者以為具體而言，亞投行將給歐洲帶來四大保障，即不僅能夠帶來“項目保障”和“資金保障”，而且還能帶來“市場保障”和“產品（出路）保障”。

首先是“項目保障”。由于亞投行不是憑空而建的，實際上是配合著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而設立的，所以亞投行針對的基本也是“一帶一路”戰略涉及沿線國家的諸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換言之，與亞投行靠近了，項目也就不用愁了。接著有了項目，資金從哪里來？毋庸置疑，亞投行的“本行”就是提供“資金保障”的。盡管此前不少人將亞投行稱為“提款機”（趨于貶義之意）的說法值得商榷，但要從提供資金角度出發，亞投行自然也是當仁不讓的“提款機”（褒義之意）。

其次，“市場保障”至關重要，因為現在盡管歐洲技術在諸多領域處于世界前沿，但由于歐洲市場開發得早，絕大部分成員國的國內市場基本已經趨于飽和，只能向外拓展。去哪里拓展？亞投行涉及的“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國家是最佳選擇。至于“產品（出路）保障”，更是歐洲人求之不得之事。作為歐盟頂梁柱的德國，企業運行尚且不錯，但大部分歐盟成員國的企業也只能勉強維持。用“舉步維艱”來形容歐盟企業，實不為過。歐洲國家的失業率高企不下，實際上與歐洲企業的不景氣有顯著的相關性；而歐洲企業的不景氣，一個很大原因在于歐洲的產品銷路成問題。亞投行正好可以對癥下藥。

除了四大保障之外，在對歐洲經濟起到提振之功效上，亞投行還能為歐洲人解決兩大難題：一個是“失業（率）難題”，另一個是“（經濟）增長難題”。其實，困擾歐洲人多年的難題是經濟如何才能實現增長。倘若項目有了保障，資金有了保障，市場有了保障，產品有了保障，何愁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速不上去。

如果說“（經濟）增長難題”屬于宏觀經濟范疇的話，那么“失業（率）難題”就屬于微觀經濟范疇了。而要解決就業問題，一個基本的常識是只有GDP增速達到1.5個百分點之后，才有可能創造就業機會。歐洲只要搭上了亞投行這趟快速列車，一旦GDP增速上去了，自然就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所以說提供就業問題解決方案，是亞投行將給歐洲國家帶來的直接效應。而對歐洲各國的所有執政黨而言，如果不能有效、快捷地解決就業問題，尤其是成千上萬年輕人的飯碗問題，其執政黨的寶座恐怕就難保了。

誠然，上述的四個保障與兩大解決方案，是亞投行將給歐洲經濟帶來最為直接的效應。但筆者進一步認為，亞投行對歐洲經濟的效應，要從長遠而言實際上最為關鍵的，還是亞投行將助力構建“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

之所以說亞投行助力“歐亞經濟共同體”至關重要，是因為如此這般，歐亞大陸之間，未來將成為“伴生型”乃至“寄生型”的經濟模式；而一旦歐亞大陸這種關系形成，就能有效地應對美國的經濟與政治霸權。筆者于2012年就已提出“中美歐新三國”的概念，即歐盟要與中國聯手，以共同應對美國霸權，詳見《中美歐已是“新三國”，中國將勝出》（趙永升，新華社，2012年5月7日）。

縱觀全球，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分別為：美國、中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英法兩國常在伯仲之間，有些年頭是法國世界第五，有些年頭是英國）。日本盡管位居亞洲，但筆者還是將其列入美國經濟圈之內。中歐之間一旦形成“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那么德國、英國和法國也就在其列了。當然，英國的地位與態度有些復雜。英國未來究竟會傾向于美日更多，抑或是傾向于中歐（此處的歐洲筆者所指歐洲大陸）更多，尚要看屆時這世界上最大經濟體聯盟之間的力量對比與角逐的情況。英國人很務實，哪頭強了跟哪頭。

關于本文中的“中歐四大步”，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將其稱之為歐盟經濟復蘇所依賴的“四大中國法寶”。至于最終中歐之間的“四大步”，是要按照“慢四步”舞曲還是按照“快四步”舞曲來跳，還要依據雙方經濟走勢，尤其是歐洲經濟的預期而定。對2016年歐洲經濟的預測，根據歐盟委員會2015年11月5日發布的《秋季經濟展望報告》，2016年歐元區的GDP增長率將提速至1.8%，2017年達到1.9%；同時，歐盟28國經濟增速2016年預計為2%，2017年將達到2.1%。

筆者將《秋季經濟展望報告》與《春季展望報告》加以比較，發現歐盟實際上小幅下調了2016年歐元區經濟增長預期，要知道歐盟于2015年5月預計的歐元區2016年經濟增長率是1.9%。報告還預測歐盟和歐元區政府債務占GDP的比率，在未來兩年財政赤字將持續下降，到2017年將分別降至85.8%和91.3%。可見，未來歐洲經濟總體向好，但期間亦是喜憂參半。

其實，“絲綢之路”早就是歷史上亞洲與歐洲之間的通道，也是東方與西方之間至關重要的一條交流渠道。世界上頗為輝煌的兩大文明，正是通過“絲綢之路”連接到了一起，共同創造了人類文明史。所以說，中歐之間的“四大步”，尤其是亞投行，只是將恢復歷史上歐亞大陸之間的輝煌時代而已。因此，可以說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在未來將承擔助力構建“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的宏大使命，溯其源，也無非是恢復昔日事實上早已形成、后來疏遠了的“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無非在古代，“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這個名稱并未出現罷了。

當然，這個宏大的目標最終能否順利實現，還要取決于中歐雙方決策層，對未來世界格局在國家與國家間經濟共同體層面的戰略導向。但無論如何，從中歐之間能夠邁出“四大步”來看，歐洲人對中國人的誠意是不言而喻的，畢竟亞投行是由中國人主導的，歐洲人能夠如此不顧西方“盟主”美國的強烈反對，實屬不易。中歐之間只要將這“四大步”與其它步驟步步為營，搭好、用好亞投行這個平臺，就定能實現對 “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的最終構建。（財富中文網）

本文作者趙永升為美國《財富雜志》中文網的專欄作家，全法中國法律與經濟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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