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毀健康？

去年，在北加利福尼亞州（Northern California）夏末的一個下午，又有一座移動診所停在了一個讓人覺得不太可能的地方：圖形處理半導體巨頭英偉達（Nvidia）一塵不染的總部的停車場上，夾雜在各種寶馬（BMW）和特斯拉（Tesla）汽車之間。英偉達總部的所在地圣克拉拉縣（Santa Clara County）是全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最高的地方，公司員工的平均年薪預計約為13萬美元。可是，這里卻有一輛閃閃發光的巡回貨車，長37英尺（約11.28米），配有兩個檢查室和一個化驗室。車身印有帕洛阿爾托醫療基金會（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簡稱PAMF）的標志。這是一家非盈利機構，在灣區（Bay Area）有15個辦事處。

這輛車被稱為“A級關懷車”（Care-A-Van），服務于硅谷的10多家最大的雇主，其中包括eBay、瞻博網絡（Juniper）、甲骨文（Oracle）、貝寶（PayPal）、閃迪（SanDisk）、VMware，還有英偉達。車里的值班醫生名叫哈萊·?？嘶羧R斯拉米（Haleh Sheikholeslami）。她對我說，她在車上行醫大約兩年左右，遇到過一些嚴重的情況。她確診過幾起心臟病。不久前，她讓一名抱怨胸口疼的工程師去了醫院。這名工程師在醫院馬上被安裝了4個心臟支架。大部分診斷都是常規性的，可是要知道，她的病人的平均年齡還不到40歲。她看到，精神健康問題與長期的壓力和焦慮相關，癥狀包括起疹子、腸易激綜合癥以及典型的憂郁癥。在一個每年日照時間長達260天的氣候里，很多病人居然缺乏維生素D，他們還患有與重復動作和缺乏體育鍛煉相關的眼部、背部和其他肌肉毛病。

?？嘶羧R斯拉米看到最多的，還是膽固醇異常、高血壓和高甘油三酯。這是糖尿病和心臟病風險提高的三個明顯指標。她說：“他們患上了我們所說的新陳代謝綜合癥。他們的體重超重，好膽固醇的水平低，甘油三酯的水平高，這帶來了各種問題?！迸c大多數移動診所的顧客不同，幾乎每輛A級關懷車的患者都有醫療保險。不過，他們當中有40%的人沒有初級保健醫生。有些人沒有，是因為他們是移民，不用走美國的醫療保健體制。其他人只是因為脫不開工作。有一些病人甚至在接受檢查時仍然放不下他們的移動設備。

PAMF的雇主健康服務總監、內科醫生羅內什·辛哈（Ronesh Sinha）走進了巡回貨車，接過了話頭。他說：“如果讓你去這些提供高額醫療保險、內部健身場所和全面健康計劃的公司，你很可能以為，你不會看到我們所看到的那些問題。但是，這里的人實在太忙了，甚至不能想象出門去看醫生?！?/p>

辛哈專業從事衛生與健康事務，特別關注亞裔，尤其是印度裔患者。他在2013年創辦了A級關懷車，因為他看到了一些危險的趨勢。首先，他發現，處于他所認為的正常狀態的病人相當少。其次，他看的病人的身體狀態與他們的實際年齡不符。他推斷，由營養不良、睡眠剝奪和壓力調制而成的毒酒正使得提前衰老在硅谷蔓延。他提到了一名前來看脖子痛的34歲程序員。X光片顯示，由于姿態不當、胰島素抵抗和組織感染（這是胰島素抵抗與食物里加工過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含量過高的結果），他患上了嚴重的退化性關節炎。醫生通常會在70歲左右的人群里發現這類病痛。辛哈說，他經常發現30歲的工程師擁有50歲的身體，還有大肚子、脊柱彎曲、膚色暗淡、關節病癥、活力下降，患上糖尿病和心臟病的風險很高。

他還注意到，亞裔患者的情況最為糟糕。作為印裔美國人，辛哈清楚地知道硅谷里的亞裔員工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他過去也為自己的體重和健康問題而困擾，所以他清楚地知道，西方的標準并不總是適用。很多研究表明，印裔的肥胖癥盡管從表面上來看不如其他的族裔嚴重，但是他們患上糖尿病和心臟病的風險依然很高。其中的一個問題在于，印裔的增重部位與西方人不同。他們的上肢較細，肌肉組織偏少。因而體重指數（BMI）通常偏低，讓他們的健康問題不被注意。但是印裔更容易堆積腹部的脂肪，這是最危險的增重方式。出于這些原因，辛哈決定，把來自于人類當中最邊緣化的群體的一項創新，帶到鍍了黃金的硅谷大街上。

辛哈被人稱為羅恩醫生（Dr. Ron），是一位雷厲風行的人。除了在PAMF的工作，他仍然從事私人醫生的工作。他經常鍛煉，包括做高強度的沖刺跑，吃營養豐富但碳水化合物含量低的食物，這讓他保持了苗條的身材。他是《南亞人健康解決方案》（South Asian Health Solution）一書的作者，這本書以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了營養科學，還配有圖表，告訴人們如何完成完美的前臂側平板支撐式瑜珈動作。他有博客，寫過三本電子書，曾經做過兩次TEDx演講，也是硅眾巡回演講會當中的常客。他在那里主持一個只能站著聽的討論會，討論“如何預防高科技界的心臟病”等話題。

辛哈可以隨口講出各種故事，展示各種健康問題在科技公司里的暴發率之高，比如高危妊娠、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但在某些時候，光講故事還不夠。灣區里的每個人似乎都知道，某些人每天為了在滿足截止期限而拼命沖刺，天天工作18個小時，樣子看上去變成了僵尸，全靠紅牛（Red Bull）、阿得拉（Adderall，一種精神興奮性藥物—譯注），甚至是可卡因來支撐。但是道聽途說并不能證明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我請辛哈提供硬數據，于是他請求和我換一個地方說話。

我們在位于庫珀蒂諾（Cupertino）的一家星巴克（Starbucks）的天井里再次見面。在閑聊了一陣之后，他遞給我一份長達7頁的文件，里面詳細列出了PAMF的一位公司客戶的生物篩選結果。我們同意隱去公司名字，只說它是硅谷的一家大雇主。辛哈向我保證，參與篩選者的人口結構在他的客戶里具有代表性，結果也是如此。

這次篩查涉及了將近500名員工，主要是尋找胰島素抵抗現象。這種疾病阻止人體正確處理可以促進將血液里的葡萄糖吸收進細胞的荷爾蒙。在出現了胰島素抵抗的病人體內，胰島素和葡萄糖受到了細胞的排斥。葡萄糖沒有被用于向肌肉供應能量，而是轉化成了脂肪細胞。人們目前還沒有找到被公認的致病原因，但是發表的大量證據顯示，肥胖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超重的人對胰島素的抵抗性，又讓他們變得更胖，從而形成惡性循環。辛哈等人拿出了令人信服的事例，指出罪魁禍首是食物里加工過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含量太高。很多研究也顯示，胰島素抵抗是由壓力、睡眠剝奪和體育鍛煉少觸發的。

依此看來，典型的高科技公司就像是胰島素抵抗的一個完美培育場所。雇主通常把大量經過加工的高碳水化合物甜食、能量飲料和蘇達水作為福利提供給員工，一般是免費的。員工們沒日沒夜地坐在辦公桌旁。當然，還有所有人都為了及時完工而瘋狂，為了追趕或領先而拼命戰斗。結果當然不出所料。還記得大學里的“新生15磅”（freshman 15，美國一些公立大學強制新生住校，限制其活動范圍，導致其飲食過量而增重10多磅—譯注）嗎？在灣區，人們談論的是“Facebook 15磅”或“推特20磅”。

當檢查患心臟病的風險時，醫生們最經常查找的是低密度脂蛋白（LDL），即所謂的壞膽固醇的增加水平。辛哈看重的是另外一類指標。他說：“在標準膽固醇檢測里測到的低密度脂蛋白并不是導致大多數心臟病的原因。心臟病要遠遠復雜得多，根本原因在于炎癥?！彼?，PAMF重點關注甘油三酯與高密度脂蛋白（HDL,即“好”膽固醇）的比率，同時按照族裔的不同調整了體重指數和腰圍數據。關注重點的改變對于檢測結果產生了值得關注的影響。

如果只看低密度脂蛋白，在辛哈的篩查里，大約有25%的白人的膽固醇水平達到了臨界高或者高的狀態。在亞裔和印裔里，這一比例為19%。但是從甘油三酯與高密度脂蛋白的比例來看，30%的白人處于危險區域。亞裔是40%，印裔的比例是最高的：55%。

綜合考慮血壓、膽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腰圍、體重指數等所有因素，這些數字更加糟糕。在調查里，有將近75%的白人至少帶有一種糖尿病或心臟病的風險因素。亞裔為81.8%，印裔為92%。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因為硅谷的高科技員工有超過一半是亞裔。

這些數字其實并不像外行聽起來的那樣危險，但是仍然很能夠說明問題。我把辛哈的數據告訴了4位流行病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也得到了同樣的印象。總體而言，美國人患糖尿病和心臟病的風險較高。但是有一個關鍵之處需要注意：流行病學教授、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公共衛生營養中心（Center for Public Health Nutrition）的主任亞當·德魯諾斯基（Adam Drewnoski）說：“在美國的一般人群里，糖尿病和心血管病與低學歷和低收入相關?！比欢?，正如我們看到的，辛哈的結果卻是來自于美國學歷最高、最富裕的一些人。

我從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的一位教授羅伯特·勒斯蒂格（Robert Lustig）那里得到了類似的答復。他是一位兒童肥胖癥和糖尿病專家，著有《渺茫的希望：戰勝糖、加工食品、肥胖癥和疾病》（Fat Chance: Beating the Odds Against Sugar, Processed Food, Obesity, and Disease）一書。在提及不久前進行的一項關注印裔的糖尿病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時，他指出：“硅谷樣本的比例要高得多。人們以為學歷高的人群會好一些。但是不一定。硅谷的人吃著很糟糕的含糖加工食品。亞裔和印裔最不能吃這些東西。”

辛哈與顧客的溝通管道是人力資源部。但是，在他的人力資源部聯系人里，沒有人愿意出來為本文發表看法。因而，我找麗薩·易（Lisa Yee，音）談了話。她是硅谷雇主論壇（Silicon Valley Employers Forum）的執行總監。該論壇代表Adobe、雅虎（Yahoo）等40多家灣區公司的人力資源和福利主管。易說，很多健康計劃沒有起到作用。她說：“我與高科技公司的每一個人談過，這是它們的首要事務。我總是聽到有人說：‘我們提供多種多樣的計劃，可是我們花了錢，卻沒有看到所希望出現的進步?！?/p>

易表示，需要歸咎的地方有很多。盡管硅谷大談大數據和分析學的威力，她的一些成員卻因為沒有充分評估健康計劃的效果而感到內疚。這些計劃意在鼓勵員工培養健康的習慣（后面還會談到）。此外，還有硅谷的生產力第一的文化。易說：“我堅信雅虎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旣惿っ芬疇枺∕arissa Mayer）生了雙胞胎。這是大好的消息。她可以同時擁有職業和家庭。她明顯可以待在家里，照顧那些孩子。可她一直工作到孕期快要結束。她這是在傳遞什么樣的信息？是不是唯有生產力才能夠是真正重要的東西？這與人力資源部門試圖提供的工作與生活的一體化以及均衡狀態背道而馳?！?/p>

均衡缺失可能帶來諸多后果。這是灣區醫生伯特蘭·范德維爾（Bertrand Vandeville）的看法。不久前，在他做完了一項檢查之后，我問他近來發現了什么問題。他說：“人們都來找我開一個組合藥方：利他林（Ritalin）和贊安諾（Xanax）。一種藥讓他們可以在白天保持狀態，另外一種藥讓他們可以在夜里昏睡。”他的話讓我對自己經常喝咖啡和紅酒少了一些負疚感。他還說：“很多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到了冬天要忍受長時間的呼吸系統問題。你在這個歲數不應該一次病上好幾周，但是現在，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平常了。它和壓力有關。”

壓力觸發身體釋放腎上腺皮質素。這是一種荷爾蒙，可以讓你感覺饑餓，想吃垃圾食品，這也加劇了胰島素抵抗和腹部脂肪堆積。心臟病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表象。辛哈說：“不過，其他的一些人只表現為憂郁。我看到一些人不知何故便憂郁起來，他們沒有憂郁癥家族病史，婚姻狀況良好，財務情況正常。但是，壓力打垮了他們。還有一些人會出現長期疼痛或者是腸胃健康問題。這些顯然都是生活方式誘發的。”

辛哈的數據讓我想知道，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CDC）是否了解硅谷的這一現象。當我請CDC的一位官員剖析PAMF的篩查時，卻被告知這違反了該機構不能對私人數據發表看法的政策。事實上，將辛哈的數據與CDC的報告做比較幾乎不可能，他的數據團隊也反對這么做。首先，辛哈的指標根據種族做了劃分，而CDC卻沒有這么做。他的檢測對高血壓采用了較高的標準，不要求受檢者在接受葡萄糖檢測之前戒食12個小時。（在給單個人做檢測時，這被認為很重要。但是在全公司范圍內做篩測時，這就難以落實了。）盡管這些重要因素不容忽視，但是粗略的比較一下，仍然能夠帶給我們一個大致的認識。據CDC，2012年，在所有的美國成年人里，有35%至少具備三種新陳代謝風險因素，在低于40歲的人里則有18%。在辛哈的篩查里，白人的這一比例是29%，考慮到硅谷里低于40歲的人為數眾多，這個數字是相當高的。對非印度亞裔，為46.1%。印裔達到了驚人的54.2%。

硅谷是一個觀察此類健康問題的有趣的地方。如果這些學歷高而且有錢的人正在垮掉，就很能說明高壓力、坐辦公室的生活方式給健康帶來了怎樣明顯以及有害的影響。硅谷成為有趣的溫床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這里有將問題轉變為機會的傾向。無數聰明的學生、創業者、科學家和資本家們蜂擁至此，優化軟件系統，并且從改善當中獲利。因此，隨著這些問題的出現，引導硅谷文化剩下那部分的解決方案也就應運而生了。

大多數的硅谷公司已經都有了一些健康計劃。這些計劃的執行情況和效果差別很大。有些計劃給人的感覺就是敷衍了事：也許就是在一間會議室里上10節瑜伽課與放在公司網站上的壓力和飲食建議，再加上自助餐廳里的“健康”菜品，或許還會開設一間健身房。在舊金山和硅谷給人看病的喬丹·什拉因（Jordan Shlain）博士對這些舉措很是不屑。他說：“根本沒有證據表明，公司的健康計劃給員工的健康帶來了任何好處?！?/p>

有幾家灣區公司，包括應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和Facebook，更加用心，讓衛生和健康項目像公司提供的食物那樣易于獲取。在Crossover Health公司的幫助下，它們開發出了復雜的內部健康中心。Facebook的健康中心提供初級、緊急和在線護理，以及物理治療、按摩師和針灸服務、各種健康教育和行為健康服務。在公司內配備一流設備似乎顯著提升了員工的敬業度。Crossover的首席執行官斯科特·施里夫（Scott Shreeve）說：“在Facebook的合格員工里，有65%使用了健康中心。中心的服務預約經常爆滿?！?/p>

蘋果公司（Apple）也有一個中心，亦由Crossover管理。中心看起來更像是一家蘋果商店（Apple Store），而不是醫生的辦公室。2014年，在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蘋果的人力資源主管丹尼思·揚·史密斯（Denise Young Smith）說，公司配備了7位醫生，在開設的第一年，43,000名員工看過其中的一位醫生。中心擁有一個由按摩師、物理治療師和飲食專家組成的團隊，平均等待時間不超過5分鐘。施里夫稱，使用其管理下的中心的員工看急診的次數明顯減少，比起本公司的同事，他們住院的機率也大幅下降。

還有一批公司想通過數字手段來解決健康問題。它們當中的領頭羊也許是Omada Health公司。該公司在去年9月實施了第三輪4,800萬美元的融資，用于抗擊與肥胖有關的慢性疾病。每年在這類疾病上預計要耗費5,000億美元。Omada與雇主和保險公司全合作，將糖尿病預防作為一項護理標準提供給客戶。公司給每位成員寄去了一臺裝載了手機芯片的數字秤，可以自動記錄稱重，并且給每個人配備了一名健康教練，接受為期16周的課程，打造一個更具可持續性的生活方式。Omada的聯合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肖恩·達菲（Sean Duffy）說：“目標是幫助你適當減重，采用的是科學證明了的、能夠影響到你的健康和患糖尿病風險的正確方式?！?/p>

達菲說，在加利福尼亞，肥胖帶來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他對我提到了由“為了美國的健康”機構（Trust for America's Health）和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制定的年度“肥胖狀態”（State of Obesity）報告。在1990年，加州只有不到10%的人口肥胖。到了2014年，這一數字接近25%。該報告稱，加州與肥胖相關的癌癥數量預計在未來15年將增長100%，心臟病將增長三倍。達菲說：“甚至在兩年之前，加州人還普遍認為，這是別人的問題。但是眼下，問題已經來到這里，加州已經成為了肥胖大本營。硅谷的公司有必要照照鏡子了。”

我坐在桌子的一邊，對面是兩位身家百億美元的人。這百億美元大部分屬于達斯汀·莫斯科維茨（Dustin Moskovitz)，他是Facebook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哈佛（Harvard）的前室友。賈斯汀·羅森斯坦（Justin Rosenstein）也不差。他從谷歌公司（Google）的產品經理開啟職業生涯，在那里，他發明了Google Drive和Google Chat。后來，他被莫斯科維茨吸引到Facebook。他領導下的技術團隊發明了不少項目，包括那無處不在的“贊”按鈕。

莫斯科維茨和羅森斯坦都是依靠瘋狂的工作文化起家的，現在他們感到有一些后悔。莫斯科維茨講述了Facebook早年的情形。他說：“工作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我們不一定想刻意打造出那些亞馬遜（Amazon）式的特別極端的文化。但硅谷的方式就是這樣。我們只是埋頭苦干，結果給我的健康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后果?！鄙眢w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嗯，都有。背疼得厲害，整體健康不行。我的體重增加了很多，還覺得沒勁，上樓一快就喘氣?！彼又f：“Facebook的用餐計劃是合理的，但是我們存了大量的不健康食品。所以，我大概每天都會吃到糖果。喝了大量蘇打水。我們喝的蘇打水估計比喝的白水還多?！敝劣诹_森斯坦，他曾經在谷歌每周工作65個小時。他說：“已經開始造成傷害了。很多時候，我感覺相當難受?！?/p>

莫斯科維茨和羅森斯坦在2008年離開了Facebook，創辦了Asana公司，制作一種軟件，方便團隊協作和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將電子郵件的使用降至最低。我和他們正在公司位于舊金山的傳教區（Mission District）的總部里，討論Asana的文化理念。他們是在打算招聘老朋友和老同事的時候想出這個理念的。莫斯科維茨說：“太多的人在離開Facebook以后出現了心理倦怠。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悲劇，因為我們對這些人投資，是讓他們變得更好?？墒乾F在，他們不能再給美國經濟做貢獻了?！绷_森斯坦補充道：“他們好像在說：‘我沒法再工作了。’這樣的人數量之多，讓人吃驚?！?/p>

他們兩人決定處理這個問題，為此制定了一種更加有關懷精神的工作方法，他們希望，這種方法可以持續下去。他們稱之為Asana方法（Asana Way）。羅森斯坦給我看了一份三頁的大綱，詳細描述了方法的宗旨。有些實在是虛頭巴腦，比如“招聘無私的人”，“不要在不該工作的時間里工作”（但是如果有必要也可以）。但有一些卻十分犀利。其中的一條政策特別給人啟發，和責任分配有關。舉例來說，在典型的公司文化里，一位設計師的作品要由主管驗收。而在Asana，主管更像是一位導師或者顧問。也就是說，羅森斯坦會提供反饋意見，但設計師可以選擇是否接受。羅森斯坦說：“他們尊重我，通常會接受我的建議。但是如果他們不同意，也可以自己做主。當然，要知道，我可以不讓他們承擔責任，但是我首先會賦予他們真正的決策權。很多時候，事情沒有按照我的路子走。但是，從長期來看，這會帶來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里，人們真正感覺到控制了他們的命運。因此，我們可以招到更好的人才，更長久地留住他們。”這種現象不是Asana特有的：很多研究都認為，“掌控度高的工作”給人以自主權，對健康有益。

Asana方法強調透明。公司向全體員工披露大部分的財務細節。它還努力把會議壓縮至最少。（比如，絕對不在星期三開會），但是鼓勵員工一起吃飯，增進同事情誼。公司漂亮的餐廳一周三天提供早、午、晚三餐。公司的伙食團隊重視做魚、雞肉和蔬菜，不提供加工過的碳水化合物食品和甜點。身體和精神健康成為首要事物。每天都有瑜伽課，高管定期參加。莫斯科維茨說，他敦促員工休假或者加強鍛煉。每名員工都配備了立式辦公桌和一名人體工學顧問，還可以領取1萬美元，優化工作站。

歸根到底，Asana方法講求的是平衡。羅森斯坦顯然帶著新時代的特征，大談關懷。他幾乎每天都要冥想，有時就在辦公室里。不過，他說，他也受到《精力管理》（The Power of Full Engagement）一書的很大影響。該書出版于2005年，由吉姆·洛爾（Jim Loehr）和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合著，講得是通過意識與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來實現勞動生產率的優化。

并非一切事情都很完美。公司一個早期的原則是避免給員工各種頭銜，以此希望培育出一個更加重視人才的環境。但是，莫斯科維茨和羅森斯坦最近意識到，賦予一名畢業不久的學生與一位有十年工作經驗的老員工同樣的權力是一件蠢事。因此，他們在反思這條政策。但是總的來說，這個旨在建設一個健康的工作文化的一整套方法似乎正在獲得回報。

對此，莫斯科維茨和羅森斯坦還沒有過硬的證據，可有意思的是，員工們曾經對二人說過，他們感覺狀況改善了，不再那么緊張了。不久前，Asana雇用了一家咨詢公司，做了一次員工滿意度調查。從Asana給我的數據來看，公司的員工敬業度達到了第98百分位。二人認為，賦權、價值觀和溝通是三大推動因素。（公司的業務也發展得很好。Asana宣稱，它是歷史上增長最快的軟件即服務公司，擁有超過14萬客戶。）

莫斯科維茨和羅森斯坦個人也收獲了益處。羅森斯坦說，他每周的工作時間降到了50個小時。莫斯科維茨說：“我的背基本不疼了。”

我已經報道硅谷20年了，經歷過好年景和差年景，我感覺自己好像什么事情都聽說過似的?？墒怯幸惶?，辛哈以我從未想過的方式描述了硅谷員工的困境。他說：“這里人的痛苦程度相當高。”

我表示懷疑。難道我一直沒有看到這樣的信號？難道這里的人在暗自痛苦？為此，我打電話給員工評價網站Glassdoor。這個網站本身不評估幸福度，但確實按照員工對“工作和生活平衡”和“薪酬與福利”的態度做排名。我請求它先出一份報告，將40多家硅谷公司的排名與曼哈頓的金融機構、底特律的汽車制造商、費城的律師事務所、波士頓的醫療保健公司等進行比較；再出一份報告，將硅谷的科技公司與西雅圖、波士頓、紐約市等地方的科技公司做比較。結果確認了我的直覺。除了幾個例外，舊金山和圣何塞（San Jose）一帶的公司的排名非?？壳?，甚至高居榜首。即便受了這些苦，硅谷人還是認為生活很美好。但是，原因是什么？

也許是因為他們得到了簽訂合同時想要的一切：他們待遇很好，心智得到啟迪，周圍的人都感覺他們是在為一項事業而工作。他們可以對工作—生活失衡強烈不滿，但是他們本來也沒有指望會保持平衡。在他們來到這里時，就完全知道工作的強度和要求，知道他們必須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有時要躺在辦公桌底下睡覺，甚至根本不能睡覺。除此之外，他們的很多需求都得到了滿足。有人給他們理發，提供服裝干洗服務，解決他們的交通問題。此外，還能夠吃到美食。硅谷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是做案頭工作、壓力很大的主要場所。不過，食物的豐富是相對較晚出現的。1999年，在互聯網熱潮快要結束之際，谷歌開始提供它著名的免費美食。在最近的這次經濟大漲時期，有很多公司跟著效仿。美食既成為了一種招人的手段，也是一個留住員工和提升生產力的方法。而或許正是美食造成了失衡，使硅谷的工作文化不可持續。

在2009年出版的《饕餮的終結》（The End of Overeating）一書里，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的前局長戴維·凱斯勒（David Kessler）探討了能量密度大、“高度可口”的食物產生的生物學效應。他寫道，這些食物刺激大腦產生類罌粟堿（也叫內啡肽），給人體帶來的刺激與注射嗎啡或海洛因相似。他說：“除了刺激效應，高糖高脂的食物所產生的類罌粟堿能夠緩解疼痛或壓力，讓我們平靜下來?！眲P斯勒在擔任局長期間曾經叫板過大煙草公司，現在，他又將火力對準了大食品公司。但是在本文所說的情況里，假如辛哈和他的同行研究成果真的是那么可怕，科技公司自身也難辭其咎。它們以生產力為名加強一種工作文化，顯示將人性的重要程度降到了最低。

在與辛哈談話時，我問他，是否診斷硅谷是一個危險的工作場所，因為他描繪出來的，是一個正在滴答響的定時炸彈。他暫停了片刻，對我說，我需要理解他的視角。他看過的大多數人，都是前來尋求幫助的，是那些感覺不適的人。他說：“我覺得，從某些角度來說，這是一顆定時炸彈。但是對于每一個人來說，定時炸彈爆炸的方式可能不一樣。我們見過一些急癥的爆發。但是，大多數的癥狀并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很多人的情況并不嚴重，但是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了。問題在于，人們在忙的時候會把病情放在一邊，繼續去開會，因為工作總是第一位的。”

莫斯科維茨說：“太多的人在離開Facebook以后出現了心理倦怠?，F在他們不能再給美國經濟做貢獻了。”（財富中文網）

杰弗里·奧布萊恩（Jeffrey O'Brien）是《財富》雜志的前高級編輯和StoryTK公司的聯合創始人。該公司位于灣區，為公司撰寫報道。

譯者：穆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