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商人出身的總統，為何成為商業的大敵？

唐納德·特朗普于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意外勝出之時，投資者開始瘋狂地購買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畢竟，這是一個他明確承諾會拯救的行業。

他曾經在匹茲堡向一群歡呼的人群承諾：“你們的鋼鐵行業，我們將讓它重振雄風，重振雄風，伙計們！”因此，在大選日翌日的清晨，鋼鐵公司股票的購買訂單在開盤后蜂擁而至，其股價開始飆升。到了周末，標準普爾500指數上漲了2%，而鋼鐵商Steel Dynamics上漲了13%，紐柯鋼鐵公司上漲了14%，匹茲堡當地的美國鋼鐵公司增長了23%。

低迷得快要“生銹”的鋼鐵行業終于迎來了救星。

今年3月，特朗普對進口鋼鐵強制征收關稅，進一步推高了鋼鐵公司的股價，至少在短時間內如此。而如今，美國所有大型鋼鐵公司的股價不僅低于它們在2018年的高點，甚至比特朗普大選前的價格還要低。美國鋼鐵公司曾經不遺余力地推動政府征收進口鋼鐵關稅，而現在的市值較其大選日減少了近三分之一。讓這一行業重振雄風似乎比特朗普、鋼鐵公司高管或投資者想象的要困難得多。

美國鋼鐵業是特朗普上任三年來美國企業界生動的縮影。在特朗普上任之初，一切都充滿希望，很多行業為之歡呼雀躍，但隨后卻覺得越來越受傷。

特朗普在很多事情上都受到了猛烈批評，雖然美國目前都盯著彈劾，但《財富》雜志決定只關注他在經濟和商業上的成績。這個維度是評估其總統任期的一個固定指標，眾人的看法一直存在分歧。他制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不確定環境，而這個環境本身已經成為了一個重大的商業問題。

說來讓人難以相信，盡管采取了好幾項有利于商業的政策，并且在早期取得了重大成功，但這位商人出身的總統卻成為了商界的敵人。

但是，今天的商業環境真的很糟糕？股票連創歷史新高，通脹率維持在低位，利率處于極低的水平。雖然勞動力市場極度緊張，但想換工作的人多于想找工作的人，消費者的支出也增長了。這樣的商業環境豈不是接近完美？

事實雖如此，但在近距離觀察后，我們會發現，一些此前支持特朗普的行業如今卻開始猛烈地抨擊特朗普。共和黨人道格拉斯·霍爾茨-埃金說：“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失去了高管們的支持。我認為原因主要在于貿易。”他在2003年至2005年期間負責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事務，目前是中右翼智庫“美國行動論壇”的負責人。《財富》雜志采訪了多名企業高管，他們的看法基本上與霍爾茨-埃金一致，但未明確表示。面對多個要求置評的請求，白宮也并未回復。

特朗普在大選中獲勝著實讓小企業主高興了一把，然而全美獨立企業聯盟的調查稱，其樂觀態度從2018年開始大幅下降。數百家行業協會，小到美國羽絨和羽毛理事會，大到美國零售聯合會和美國商會，都在公然反對特朗普的貿易或移民政策，甚至有的對這兩項政策均持有反對意見。眾多商業人士擔心的問題在于，在經歷了開門紅之后，特朗普如今所推行的政策弊多利少，而且后續也沒有什么重大的政策杠桿作為后盾。

為何會淪落到這步田地？我們通過對商業人士、經濟學家、決策者、游說人士和顧問、共和黨和民主黨，以及同盟和敵人的采訪發現，他們幾乎一致認為，美國經濟可謂是成也特朗普，敗也特朗普。我們很難預料接下來會出現什么情況，因為這就是特朗普時代的風格。

特朗普對于企業最大的貢獻實屬虎頭蛇尾。他于就職典禮的6周前在推特上寫道：“美國將大幅降低稅收，并放松對企業的管制。”在他當選總統的第一年，他因為遵守這兩項承諾而得到了大部分商業人士的首肯。

稅收

特朗普對企業做出的一項承諾就是減稅。

2017年年底，他簽署了百年難得一見的全方位稅收改革法案——《減稅與就業法案》。對此，兩黨在國會中各執一詞，涇渭分明，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民主黨人士均未給這一法案投票，主要原因在于個人所得稅的變化。作為改變稅階和大范圍降低稅率的部分內容，《減稅與就業法案》降低了普通收入的最高稅率，還限制了州和地方稅收的抵扣，但該政策激怒了高稅收州的立法者。法案的一部分內容還對企業稅進行了修訂，只不過另有說道。

我們很難想象，在經濟政策方面的任何重大調整能夠同時得到兩黨的支持，然而多年來，兩黨一致認為美國急需修訂其企業稅制度。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企業稅稅率最高，達到了35%，只不過大多數公司因為抵扣項和信貸項而無需按照這一稅率繳稅。美國還是少數幾個依然向跨國公司匯回美國的收入征稅的主要大國之一，而這也為各大公司將非美國收入留在海外提供了完美的借口。結果，美國的海外資產達到了約2.6萬億美元。另一個結果是企業出現了“遷出”潮。很多美國公司將其總部搬到海外，以逃避其國際化業務所面臨的稅收劣勢。

《減稅與就業法案》解決了這些問題。它將企業稅稅率降至21%，并采納了大多數發達國家使用的領土稅收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公司在業務所在國支付地方稅。上述這些變化也讓美國與其他的主流經濟體接軌。該法案借此打消了企業總部外遷的動機，而且還將在頒布后的10年內對外遷企業進行一定金額的強制性罰款。自那之后，美國沒有出現重大的外遷案例，不過，奧巴馬執政時期的美國財政部在2015年和2016年頒布的法規基本上已經有效地阻止了企業的外遷行為。

（上圖）2016年10月至2019年9月，小企業樂觀指數（按季調整，1986年為100）。圖片來源: NFIB

（下圖）2016年末至2019年第三季度真實私人非住宅固定投資較前一年變化（按季度調整年利率）圖片來源: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兩黨有關企業稅的爭議并非在立法之前，而是在立法之后。有了這么多無需付稅及能夠免費匯回美國的資金之后，公司應該怎么花呢？特朗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認為，其中很大一部分會流向工人，因為很多公司都會將新獲得的資金轉變為資本，而此舉會提升員工的生產力，繼而推高他們的薪資。經濟顧問委員會表示，總的來說，將企業稅稅率降至20%（并非是實際規定的21%）最終會讓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增加4,000美元至9,000美元。

這是一個長期的預測，但白宮卻很少提到“長期”一詞，意思就是說薪資上漲很快就會發生，但實際上并沒有。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在評估《減稅與就業法案》后發現，沒有跡象表明，2018年的薪資與歷史數據相比或相對于GDP增長有所增加。不管怎么樣，對于薪資上漲的預期一直都是不現實的。政治領域里的經濟學家均認為，《減稅與就業法案》對就業和薪資的影響需要數年的時間才能夠顯現出來。

同樣，資金匯回的影響亦令人不甚滿意，原因依然在于預期的膨脹。《減稅與就業法案》如同預測的那樣引發了資金匯回潮，但鮮有證據證明，匯回的資金顯著提升了企業投資或直接流向了員工。很多公司將大部分的錢用于回購股票，然而此舉也激起了人們對企業貪婪的批評。

不過，所有的這一切也沒有什么好吃驚的。2004年的匯回免稅期也引發了類似的現象。此外，將資金返還給股東也不是什么罪過，這本來就是他們的錢。出乎意料的是，當前的回購潮最令人震驚的一點在于：回購極度集中。左傾咨詢集團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表示，在《減稅與就業法案》頒布之后的所有已經宣布的回購計劃中（略超過1萬億美元），僅10家公司就占到了匯回金額的37%，而蘋果一家公司便占到了16%。似乎超級回購成為了一個大的趨勢，但參與的公司并不多。

企業稅的全面調整被其支持者吹得天花亂墜。它在第一年并沒有創造奇跡。其最重要的影響將是長期性的，應該能夠讓美國企業更具競爭力。

從2016年大選日開始一直到2018年1月26日，幾乎剛好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一年之后，股價一飛沖天；標普的復合年均增長率達到了27%。已經較高的企業利潤仍然在上漲，從2017年第一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增長了8%（以恒定匯率美元計算）。特朗普上任的第一年看起來就像是企業的本壘打。

然而不久之后，東窗事發。企業界再也沒有本壘打可供慶祝。股市繁榮消失了，而股價在2019年創下了新高，而且是高得令人恐怖，比2018年1月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那之后，其通脹調整后的復合年增長率僅有4%，收益不到2%。同樣，企業利潤也出現了下滑。經歷了加速之后的經濟增長亦出現了大幅下滑。特朗普在競選之時表示，他將讓美國的GDP增速“從1%升至4%。而且實際上我認為可以高于4%，達到5%到6%”。這只是個夢想。在減稅舉措外加巨大的聯邦開支的推動下，2018年的經濟增速達到了2.9%，但如今美聯儲預測2019年的增速僅有2.2%，2020年為2%。這也符合2000年以來平均2.1%的增長趨勢。

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1日標準普爾500指數增長率 圖片來源: S&P GLOBAL

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特朗普加大了對其標志性競選議題（關稅和移民）的執行力度，不僅讓其首年政策成功所帶來的紅利蕩然無存，也為其政策意圖平添了大量的不確定性和混亂因素，同時還將聯邦債務水平推向歷史新高。

管理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明顯比其想象的更難。他在2018年的一篇引發廣泛關注的推文中寫道：“貿易爭端是好的，而且很容易贏。”現實狠狠地打了他的臉。2019年3月底他發推文說：“按民主黨意愿制定的美國移民法十分羸弱而且異常愚蠢，其修補起來也非常容易。”然而事實再一次證明，移民政策比看起來要困難很多。我們現在理解了，為什么特朗普最為高調的政策建議——減少貿易和移民，一直以來都遭到了政界經濟學家的反對。

貿易

為什么特朗普的經濟成就在2018年初便難以為繼，原因很明確。他開始針對中國，而且開始小范圍地針對墨西哥、加拿大和歐洲。與幾乎所有的紛爭（以及大多數的其他戰爭）一樣，一開始都是小打小鬧，然后升級為爭鋒相對的報復性反擊，而且雙方都不愿意善罷甘休。其結果是：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產品的平均關稅從2018年年初的3%升至2019年年底可能的24%，而中國也將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征收同樣的關稅。

企業高管們認為重關稅將損害美國企業。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在2019年9月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首席執行官們的信心出現大跌。該調查還詢問了首席執行官最為擔心的問題。排在首位的回答是關稅和貿易爭端。采購經理亦給出了同樣的答案。美國供應管理協會的蒂莫西·菲奧里說：“全球貿易依然是最為重大的跨行業問題。”該協會近期發布的采購經理指數顯示，制造領域連續第三個月出現萎縮。一位金屬行業的高管向美國供應管理協會透露：“美國與汽車相關的制造業確實正在放緩。我認為我們看到了與中國打關稅戰的負面影響，而且《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遲遲沒有進展，消費者的信心受到打擊，對大宗采購影響尤其大。企業也相應放緩了下單/生產的步伐。”

高管對消費者信心的看法是正確的，它正在下滑，而且當密歇根大學詢問消費者他們的主要顧慮時，出現頻繁最高的回答就是關稅和貿易。這一點尤其令人擔憂，因為消費支出是支撐美國經濟增長最強大的引擎。

貿易與美國整體的國際關系息息相關，這一事實讓商業人士感到更為擔憂，因為他們看到特朗普摒棄了長期的盟友，例如北約成員、G7成員國、敘利亞的庫爾德武裝，甚至是加拿大。

家用和商用產品協會的首席執行官史蒂夫·卡爾代拉表示：“只有與盟友保持強大及可靠的關系，國際貿易才能夠得到最好的執行。要實現這一點，美國需要成為國際社會的領導者，而不是退而采取孤立主義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前負責人、現任歐洲央行行長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認為，美國的領導地位正在消亡。她在2019年向《60分鐘》透露：“我是作為一名世界公民成長起來的。在我看來，美國有可能會失去其領導地位。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發展態勢。”

我們仍然不清楚貿易爭端到底對美國經濟的增長造成了多么嚴重的影響，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一直在施加、撤銷征收新關稅的威脅，不斷揚言升、降關稅稅率，或暫停計劃的關稅加征。他在2019年就是這么做的，因為美國在經過多輪談判后已經與中國達成了“重大第一階段協議”，“取決于書面落實”。瑞銀的首席經濟師賽斯·卡彭特在2019年9月發布了一個尤為悲觀的預測：貿易爭端將讓美國的年經濟增速在2020年第二季度下滑至0.3%。

不管破壞力如何，一些人擔心其影響會持續數年的時間。一位前共和黨內閣成員表示：“特朗普的所作所為破壞了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的全球領導地位，造成了難以挽回的影響。這些行為摧毀了供應鏈。還有誰想選擇美國公司作為供應商？我們憑什么讓戴姆勒在南卡羅來納州設立工廠？他正在破壞美國的長期繁榮。”

兩黨都在擔心這個問題。奧巴馬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的教授杰森·弗曼擔心，貿易爭端“并非是短期的傷害，而是有可能對供應鏈等事物帶來持續的不確定性。與中國決裂并不僅僅是中國產品漲價這么簡單。”

受到這種沖突影響的不僅僅是美國。因為它涉及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和歐洲，因此全球的商業都會受到波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全球在2020年的經濟增速將降至3%，是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增速。罪魁禍首：“不斷升高的貿易壁壘。”

全球展望幫助解釋了為什么美國鋼鐵行業如今的狀況比特朗普表達其愿望之前更加糟糕。該行業曾經耗費數年的時間游說政府對鋼鐵進口征收關稅。在這個復雜的供應鏈全球化格局下，這些不斷升高的貿易障礙廣泛妨礙了需求。這也是導致美國制造領域陷入衰退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對鋼鐵行業來說是一個壞消息，因為制造商是鋼鐵公司的重要客戶。因為征收關稅而感到歡呼雀躍的鋼鐵公司，提升了其預期，并在這個最糟糕的時期增設了新的產能。

供應的增加、需求的縮減是導致價格暴跌的經典處方，而且目前沒有明確的解決之道。這是真實世界的狀況，并非是能夠輕松搞定貿易爭端的想象世界。

特朗普發起的貿易爭端在表面上是為了打擊中國。美國商會的首席政策官尼爾·布拉德利說：“白宮對于中國的看法并沒有錯，但敵對情緒的進一步升級并沒有什么幫助。”我們仍然遠未弄清楚特朗普將如何對這一局勢降溫。一位經驗豐富的中國通表示：“解除與中國之間的關稅僵局需要很長的時間。這件事情不應該耗費很長的時間，但事實將是如此。他是關稅狂人，天知道他會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做什么。”

移民

曾幾何時，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曾經在體育場高呼“修墻”，對那些仍然記得這個場景的人來說，會感到意外：特朗普執政時期的移民法沒有出現重大變化。

驅逐出境的人數較奧巴馬時期有了大幅的下降：特朗普時期的27.6萬人/年對比奧巴馬時期的38.3萬人/年（高于歷屆總統）。至于那道墻，只有約96.56千米的現有墻體得到了替換，而墨西哥邊境的墻體總長度為約3,218.69千米，此外，該邊境處未設防的地段則沒有修建任何墻體。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一個擺設嗎？恰恰相反。移民到美國的人數出現了大幅下滑。但是對經濟學家來說，他們會認為這個現象對美國企業和經濟不利。

2018年，約有20萬移民移居美國，創10年以來的新低。而在2014年，這個數字超過了100萬。特朗普并沒有通過新立法、加大驅逐力度或修建邊境墻來大幅減少移民，而是通過他的總統行政決定權來實現這一點。無黨派智庫“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薩拉·皮爾斯報道稱，特朗普已經使用了“數百個政策備忘錄、監管變化等等”。她在研究特朗普移民政策的研究中寫道，例如，特朗普“利用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和美國國務院來提升對潛在移民的審核，并放慢其進入美國的步伐”。從跨越亞利桑那州邊境到美國全球大使館的簽證辦公室，他已經通過重新引導政策和實踐，將更多的人拒之國門之外。

真實GDP增長率變化（年率）

實際增長率VS預計增長率*

*截至2019年8月的預計年化增長率 圖片來源: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大多數美國企業對于這些變化十分反感，原因很明確。位于硅谷的科技公司希望招募擁有博士學位的移民；對于整個美國科技領域而言，沒有移民的日子是無法想象的。基于2016年人口普查數據的一篇2018年報道發現，硅谷71%的科技雇員都出生于外國。

不止是科技領域，美國的農民也十分依賴于移民勞工。特朗普的移民制裁舉措是導致美國農民陷入危機的原因之一；他的貿易政策以及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征收的報復性關稅則是另外一個原因。霍爾茨-埃金表示：“一些企業和領域對于非美國勞工有著很強的依賴性，而特朗普基本上來了個釜底抽薪。”

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移民對于美國經濟的增長至關重要，因為移民的減少會讓美國人口萎縮。美國的出生率在2018年下降至每位女性1.73的水平，創歷史新低，而且遠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即每位女性為維持人口平衡而所需的平均生育數量。如果沒有大量的移民，美國人口將進入反轉階段，日本和意大利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情況，而人口的下降很有可能會拉低GDP。一個人口萎縮的國家和經濟對于企業來說是個噩夢。芝加哥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史蒂文·戴維斯說：“提振GDP增長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允許引入大量有技能的移民。但政府目前并沒有這個意圖。”

注：經庫存估值和資本消費調整后的稅后利潤。 圖片來源: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特朗普移民政策的一個重要元素與具體的規定或流程沒有關系，它的目的是在潛在的移民中制造普遍的恐懼情緒，哪怕是他們在進入美國之后，美國也有可能將其驅逐出去，即便他們可以停留，他們可能也不會受到歡迎。戴維斯說：“從長期來看，美國會被看作是一個不歡迎移民的國家。這一現象會對學生和企業家造成影響，進而可能給美國帶來傷害。我們在吸引全球最有上進心的人才方面有著很大的優勢。”

不妨考慮下那些有著超高價值和最有上進心的潛在移民——美國商學院的申請者。美國研究生入學管理委員會稱，2019年申請就讀的外國學生下跌了14%，其降幅在所有國家中名列榜首。作為對比，加拿大和歐洲商學院的外國申請者卻有所增長。

曾經效力于小布什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馬修·斯勞特表示，美國商學院申請人數的下滑與“學生擔心在畢業后能夠獲準待多久的顧慮”有關。馬修目前是達特茅斯大學塔克商學院的院長。“簽證法規沒有發生變化，但其管理方式變了。全球學生通過社交媒體了解了這個信息。人們會問：‘美國是否歡迎我？’”

問題出現了，因為移民對于創業來說至關重要，而創業是經濟增長的根基。無黨派政策組織美國創業中心稱，在《財富》美國500強榜單中，有近半數的公司由遷至美國的移民或其孩子創建。無黨派研究組織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稱，在價值至少10億美元的新創企業中，55%的公司都有一名移民創始人。

不確定性

唐納德·特朗普對于其不可預測的特點感到自豪。多年來他一直說，這是他協商策略的一個關鍵元素，而且他在自己編寫的《跛腳的美國》一書中寫道：“我并不希望人們確切地掌握我的行動或思考方式。我喜歡這種無法被預測的狀態，這一點會讓他們自亂陣腳。”

他把這個作風帶到了白宮，而且突如其來地改變了美國在諸多重要事件方面的立場，例如北約（它已經過時了；不，其實并不過時）、進出口銀行（一點用都沒有；不，還是有用的）、削減薪資稅（正在考慮；想都不用想）等等。

但總統不僅僅是一位談判者。他還是美國的首席決策者，而在這一職位上，不可預測性會被視為不可靠或不值得信任。他大幅提升了美國政策在諸多問題上的不確定性，而且大量的證據顯示，這一現象對經濟和企業帶來了很大的傷害。

實際上，從1985年開始，美國西北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便開始衡量政策的不確定性，他們打造出了一個廣泛使用的月度政策不確定性指數，該指數基于計算機對新文章的分析。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已經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除了“9·11”、金融危機和2013年政府關閉）。尤其是當前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水平在此前僅出現過一次，即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協商和修改期間。

然而，當時的這種不確定性很快就消失了，但這一次，不確定性連續數月一直在上升。共同創建該指數的芝加哥大學的戴維斯、斯科特·貝克和尼古拉斯·布盧姆寫道：“對貿易政策及其經濟后果的焦慮和不確定性出現了激增。”他們還衡量了日本的不確定性，并得到了類似的結果。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特朗普總統的保護主義政策、威脅和火藥味十足的措辭讓美國國內外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大幅提升。”

問題又出現了，因為不確定性會影響經濟。我們對因為不確定性而深受影響的實際案例深有體會，如果你不相信，一大堆經濟研究都可以提供佐證。很多研究顯示，當不確定性高居不下時，很多公司減少了投資和招聘人數。由于公司叫停了資本和勞動力的再分配，生產力和產值也有所下降。這一局勢正在惡化。不確定性的上升不僅讓商業活動停滯不前，同時還破壞了解決問題的舉措，因為不確定性降低了消費者和公司對利率和稅收削減的敏感度。因此，特朗普引發的不確定性有可能讓其推行的減稅舉措和美聯儲降息變得黯然失色。

結果，經濟增速會出現大幅下滑。美聯儲的經濟學家在2019年計算得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已經讓2019年中期的GDP下降了0.8%，而且將讓2020年中期的GDP下降1%。這對于緩慢增長的經濟體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就特朗普而言，這類下滑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但為此買單的卻是美國企業和消費者。

債務與赤字

隨著國會和特朗普總統在經濟增長期間提升了聯邦政府的負債，美國在過去三年面臨全新的財務狀況。

龐大的聯邦赤字應該是經濟衰退時期而不是經濟擴張時期的標配。然而在《減稅與就業法案》通過不久之后，國會又通過了額外的龐大開支議案，它與稅收削減一道讓赤字一飛沖天；無黨派機構“美國盡責聯邦預算委員會”的會長瑪雅·麥克金尼斯將其稱之為“財政領域里的玩忽職守”。2019年7月，國會通過了另一個豪華開支議案，麥克金尼斯將其稱之為“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差勁的預算議案。”結果，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美國至少在未來十年內都會面臨每年萬億美元的赤字。

而且這個論斷還沒有考慮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它并不現實。經濟衰退會自動推高赤字，因為稅收會減少，開支會增加，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將申請失業救濟、食物券和其他福利。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國會預算辦公室在預測中并沒有過多地描述現任政府給未來數代人增添的債務負擔。

這一點并非特朗普獨自一人造成的。相反，共和黨與民主黨心甘情愿地將財政責任拋之腦后。但總統是財政政策的天然領導者，而且毫無疑問的是，沒有他的簽字，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聯邦債務和赤字是一個長期問題，很有可能不會影響2019年、2020年或2021年的商業運行，但它遲早會顯現出來。霍爾茨-埃金說：“我們對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并沒有確定的說法。利用主權債務危機來解決，不是一個增長策略。高稅收也不是增長策略。這個解決方案行不通，我們遲早得面對這個問題。”

對特朗普來說，將自己轉變為一位親商的總統并非是復雜的事情。塔克商學院的馬修·斯勞特給出了建議：“當你已經陷入困境之后，不要再作繭自縛。”如果移民政策可以重視移民能夠為經濟帶來的價值，而不是將他們拒之門外，那么這些政策將獲得商業人士的歡迎。他們希望這一切能夠按照他們自己運營企業的方式一樣，以平穩、理性、可預測的方式開展。

實現這一切從理論上來講并不復雜。但在實踐中，它看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特朗普在移民和貿易方面的立場是他2016年的競選議題，而且所有證據表明，這些議題至少在2020年依然十分重要。不可預測性是其本性。要求他對上述任何事情進行改變無異于要求他否定自己的競選歷程。

他不會改變自身的道路。對于商業人士來說，如今的特朗普不再是他們的朋友。（財富中文網）

譯者：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