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子集團總部遷至深圳，年內第8家離京央企

早在五六年前，曾任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并在數家中國企業擔任獨立董事的Gordon Orr（歐高敦）就寫過國企將總部搬離北京的四大好處：

好處一，對接收城市而言，新落戶的國企肯定首先要為自己建造辦公設施，再加上這么多高薪員工遷入，肯定會對當地經濟有拉動作用，刺激當地房地產。如果這個城市有大學，還會提升大學畢業生留在當地就業的機會。基本上，每一個國企崗位，大概會為當地創造2-3個就業機會。

好處二，對于北京而言，公共交通、住房壓力會得到緩解。國企總部的搬遷，會創造出一大塊真正市場化運營的商業房地產市場。大學生畢業后會有更多機會進入到私營經濟部門工作。

好處三，對于國企本身，高管們會有更多時間專注于領導企業，而不像現在這樣，隨時隨地會被拉去各種政府部委的會議。有些國企員工可能因為不想搬家而離開這個企業，他們的位置就會留給接收城市當中更年輕、成本更低的大學畢業生。

好處四，對于中央政府而言，作為監管者，與被監管的企業管理者保持一定的距離，將使得監管更注重中長期效果，而不是像今天這樣，更多采取微觀的日常管理。更關鍵的是，帶動二三線城市的經濟發展、提升當地的就業，對中央政府顯然是加分項。

在我看來，關鍵不是國企該不該搬，而是每一家到底搬去哪里。前幾天在上海與一位在民企工作的友人談到這個。他說，可以想見，如果一定要搬離北京，許多國企的員工估計都會想來上海這種城市，但上海是否歡迎，這些國企又會不會對上海的民企造成擠壓，又都是問題。如果直接下個行政命令，讓這些企業搬去二三線城市，完全不考慮員工的意愿和接收城市的資源稟賦，那就完全是非市場的基于行政意志的決策，不討論也罷了。

從目前央企遷移的實際情況來看，央企總部遷來遷去，可能還是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或少數干線城市。也就是說，從一個需要疏解的城市，到另一個需要疏解的城市。一旦這些城市獲得的央企總部多了，就需要考慮另一種疏解，亦即將城市的一般企業向外轉移。與其如此傷筋動骨，不如在央企遷移北京時，就直接遷移到一般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

江蘇作為全國經濟總量第二大省，也是經濟最活躍、地區發展最均衡、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竟然沒有一家央企總部。另一個經濟發達省份，浙江也沒有一家央企總部。顯然，有點說不過去。因為，央企的布點，絕對不能只在幾個一線城市和幾個重點二線城市，尤其不能集中在一個城市，而應當依據市場進行布局，依據推動經濟均衡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進行布局。

過去，一家央企能夠成就一座城市，特別像鋼鐵、汽車等企業，都把一個城市帶動起來了，如十堰、馬鞍山、攀枝花、鞍山、本溪等。雖然都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產物，但是，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發揮好央企的作用，對地區間的協調發展是非常有用的。相反，全部將央企總部集中到大城市，會帶來城市功能的弱化，城市資源的難以有效配置。

也許有人會說，央企遷移，需要考慮人才、資源、環境、生活等，大城市相對更充分一點，自然吸引力更大一些。更何況，央企總部人員大多在北京安了家，讓他們到三、四線城市，顯然是不可能安心的，也是不大容易做到的。這就問題來了，當年的支邊者，都是滿懷熱情而去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今天的央企遷移，只是城市稍稍小點、條件稍稍差點，就不愿意去了，顯然，這是需要有點覺悟和認識的。

面對一些三、四線城市發展不是很好，包括一些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也很難具有帶動作用，如果能夠引進一兩家央企，對城市發展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投資者、創業者、勞動者、各類人才等都會向此聚集，很快地，就能把城市帶動起來，所以，在央企遷移問題上，應當要求和鼓勵央企到三四線城市落戶，而不要只在一線城市。一線城市的壓力本身也不小，也需要疏解。否則，城市會因為規模太大、資源難以均衡配置，而應得越來越難。

央企的布局，可以不要像過去三線那樣絕對，但是，適度分散，也決沒有壞處。當今世界并不太平，做好一些防備工作，也未嘗不可。更何況，產業布局原本就要與市場緊密相連，而不是完全聽從于企業員工的生活需要。兩者必須充分結合起來，遇到矛盾時，則服從大局、服從國家利益。

最近央企離京是一個商業圈中很火的話題，實際上早在幾年前的規劃中，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很多國企和央企已經在安排總部離京的工作了。

只不過這一規劃在這兩年內進入了實際操作階段，才會形成八家央企集體離京的盛況。作為國家規劃的一部分、央企離京可以疏解非首都功能，同時通過入駐強二線或者二線城市，來對城市經濟發展不均衡的情況做一個改善。不過對于央企的普通員工，尤其是拖家帶口的中年員工來講，走還是留，確實是個不太好選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