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冠升：中國金融大發展，這難得一遇的巨變正在發生

100年的歷史跨度看一個組織，有好多維度，其中之一，可以看到政府機構在治理實踐中處理重大問題、危機時的靈活性、實用性、足夠的彈性。

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生態體，從人均GDP過10000萬美元、現代科技與自由市場的結合、技術密度也即工程師占比和絕對數量帶來的工程師紅利等，使得中國經濟體實質上已經過了劉易斯拐點進入到黃金時期，一般稱之為黃金時代！

這一成熟的經濟發展狀態，社會工資水平、消費水平、投資水平必然相互追趕式螺旋加速增長；
可以預計的期限大致多長呢，日本自1962年開始持續了24年的年復合增長6.1%到人均30000美元；韓國自1993年開始用了24年年復合增長4.7%到人均25000美元；新加坡自1976年開始用了20年到人均32000美元......也就是說，黃金時代，大致20-25年，也就是自2020年算起，到2045年左右。

經濟體中的高儲蓄率等，使得貨幣政策的空間相對從容，替代上一階段的財政政策，成為嫻熟的金融助力黃金時代的主角。

以上的這些底層邏輯，穩穩支撐著港交所CEO的論斷：中國金融大發展（20-25年）；
而那句盡管全球科技新領域的創造、經濟復蘇、新冠疫情影響下，但各種各樣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相互聯系越來越緊密，可以翻譯一下：
無論如何，中國經濟體人均10000到30000，印度經濟體的亦步亦趨，足以支撐未來30年跨度的金融資本流動，資本利得永遠大于勞動利得，而資本，是最具穿透力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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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中的港交所，從定位上是國際化還是繼續內地化？目前的港交所這個超市貨架上已經是六成國產貨四成進口貨；從風險上來看又是裁判員還是運動員？監管收緊，那么收入就會下降，監管寬松，收入就會增長，監管的罰款并不歸入港交所，所以為了擴大收入勢必造成腐敗尋租空間…
港交所SPAC制度與現代SPAC制度的發源地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 NASDAQ）、加拿大、歐洲（英國、荷蘭、德國、法國、意大利等）以及亞洲（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港交所的SPAC規則可謂史上最嚴。港交所略微下調了部分限制，并且在強制PIPE要求上設置了階梯要求，略微人性化，但是總體對比而言，港股的SPAC要求仍舊是全球SPAC要求中限制最多，難度最大。

雖然歐冠升并未提及最受關注的中概股回歸問題，但仍可管中窺豹一探港交所的風向。例如“新經濟公司的融資在香港市場新股融資總額中的占比逐年攀升，從2019年的49％上升至2020年的64％和2021年的87％，尤其自2018年上市改革推出后，香港今天已經成為亞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融資中心。“這些數據已然反映了過往幾年中概股回港上市的趨勢，而隨著中美雙方新監管規則陸續落地，預計2022年中概股IPO或延續這一趨勢，從而進一步提升港股市場的“新經濟含量”。

正如歐冠升所指出的“作為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的橋梁，香港擁有獨特的優勢，可以在中國金融大發展中發揮獨特的作用”，就中概股回歸而言，雖然近年來滬深交易所與港交所均重視承接優質公司回歸的制度建設，但普遍預期是港股市場仍為中概股回歸的主要目的地，二次上市后尋求轉股或為主要方式。當然，風險也有不少。中信證券最新研報指出，總體來看，監管將積極推動中概股存量風險的有序化解，但過程中或有以下三方面潛在風險。風險一：若保持近年來的回歸節奏，則流動性沖擊可控；但若美股市場退市威脅加劇而加速回歸，則流動性將承受一定壓力。風險二：港股市場偏好度有限的題材在回歸中或有折價。風險三：部分小市值或存在監管風險的公司可能難以回歸。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歐冠升表示，種種跡象表明，盡管國際地緣政治局勢復雜，全球資本市場之間并沒有“脫鉤”，恰恰相反，它們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跨市場投資的需求也比以往更加旺盛。這也呼應了一些國際大行近期發表的預測，例如匯豐銀行今日表示，新興市場（特別是中國）可能是投資者躲過美聯儲鷹派政策變化引發風暴的更佳“避風港”，也就意味著2022年國際資本借道香港投資中國市場的趨勢仍然會很強勁。

港交所在全球IPO市場的融資額長期都位于前三位，因此理應跟上全球改革的步伐，此前的AB股改革制度的落后已經錯失了阿里巴巴、京東等公司的首發募資，而SPAC在美國更是火爆，融資額幾乎占到了整個融資的半壁江山。港交所此次即使推出SPAC上市機制，可謂是正當其時。

歐冠升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改革派，未來內地的注冊制全面落實，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成為內地和香港兩地上市的企業，這對于提升中國的資本市場地位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香港無疑也是內地資本走向全球的一個重要的橋梁，與內地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將是未來的一個改革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