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央行、銀保監會召集24家銀行開會，加大信貸投放力度

最近國內經濟發展令人擔憂，人們關于經濟政策的討論日益增多。2021年度，政策對房地產業的大清算，對無序資本的大審判，都意味著各項政策的出臺并不再簡單的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進一步強化一致向核心看齊的局面，政策及輿論環境螺旋向左愈演愈烈，中美關系深度變局，改革與開放面臨嚴峻挑戰。在這個政治三峽的水流湍急時間，經濟想要獲得高質量的平穩發展變得日益困難。

進入2022年，深圳、廣州、上海、北京四大核心城市相繼遭受疫情襲擊，尤其是上海（長三角）疫情的嚴重程度及封控涉及面前所未有。在俄烏沖突、中美競爭引發的全球化嚴重倒退、能源及食品價格暴漲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同時（陸續）遭受了三駕馬車減速的打擊，投資巨量萎縮（以房地產投資銳減為典型代表）、出口訂單量銳減（境外疫情管控放松，政治環境更寬松，供應鏈更穩定，訂單可能永久性流失）、消費嚴重不足（一方面是嚴厲的封城措施導致無法消費；另一方面是房地產行業及互聯網巨頭裁員、國家公務員國有企業降薪、小微型私營企業主體的隱形倒閉等導致失業率顯著提高，未失業的收入銳減，居民口袋沒錢消費），經濟增長壓力前所未有。

政府反映速度不可謂不快，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陸續出臺，包括推行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水平，激活政府平臺融資功能，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重新為平臺企業發聲，加大出口支出力度等，這其中力度最大、組合拳最多的政策是給房地產行業松綁（夜壺總是在尿急時才被想起），曾經緊箍咒上得多快多緊現在就解得多快多松（最能體現政策傲慢及愚蠢的領域）。但是個人并不贊同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抓瞎式政策，顯得隨意又沒遠見。

當下中國經濟的結構，以及未來想發展的方向，想達到的高度，決定了現在不應該只是去2008年工具箱翻找各種舊工具。目前在工具箱里翻找出的核心工具還是凱恩斯那套工具——投資拉動，于是各種大型基礎設施基建項目開始匆忙上馬，在高鐵密度已經很高的情況下繼續修建高鐵，甚至在各省準備開始為中小型城市修建機場。殊不知這些邊際效用遞減的基礎設施也造成了土地、資金等大量浪費。5月23日，國常會推出6個方面33措施穩經濟，被媒體提到最多的是在更多行業實施存量和增量全額留抵稅。在稅收方面進行改革，輕稅負一直是本人極力主張的政策方向，但國常會開出的這個藥方更多的是急救藥方，是階段性的救急措施，不是常態化的制度安排。這種階段性措施在時點上對市場主體有幫助，但同時帶來的副作用是加大經濟波動。這種臨時出臺的各種各樣的措施，說好聽點是政策機制靈活，說不好聽點是朝令夕改，政策連續性無保障導致企業無法合理預期，最終加大企業經營波動風險。要想經濟保持長久的高質量增長，長期降低增值稅比率（減輕企業經營成本）、降低企業所得稅（繼續提高中國吸引外商投資的能力）、繼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基礎消費能力）勢在必行。降低稅率形成的財政資金缺口可通過政府較少重復的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抵扣。

當然，相對于這些具體措施的推行，要想長期強身健體，中國更需要的是（真）改革與（真）開放。經濟改革應該且只應該有一個方向那就是真正市場化（這里面一定程度上暗含了減少政治及政策干預），更重要的，比起改革（制度相對來說已經很不錯了），中國經濟更需要真開放。開放首先是雙向的，不是偏國內大循環而忽視國際大循環。其次，開放的內核不應該只包含貿易，更應該開放的是人的開放（允許交流與討論）、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和新興產業技術的開放（繼續吸引全球優秀企業來中國投資的政策導向不應該逆轉，而應該繼續積極鼓勵，外商企業也是市場主體，也創造需求，也創造就業，也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后，我們擁有“四個自信”，在開放上也應該更加自信，自信的人應該無懼討論與交流，應該主動迎接挑戰。

俄烏沖突后的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變化是蘇聯解體以來全球最大的事件，俄羅斯的戰力值低且消耗嚴重，中國很快（快到可能要用季度來預判）將迎來真正的中美競爭（對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來了，中國需要大智慧完成全面（尤其是經濟、科技）的升級，在小事情上不必過于計較，繼續堅持（真）“改革開放”，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好的表述應該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才能真正體現中國的戰略定力。

從一季度的各項經濟數據可以看出，俄烏戰爭導致的外部因素和國內疫情反復之下的內部因素，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經濟數據不太理想，而居民消費欲望也在持續走低。各個經濟相關部門都在制定紓困政策，而對于金融機構來講，對小微企業紓困、刺激居民消費，都是其寬信用、放寬信貸的原因。放寬信貸或許對中小企業經營難會有一定幫助，但是對于間歇性處于疫情封控下的企業和居民來講，就算信貸放寬，企業依然不敢追加投資、居民也不敢消費，所以從根本上來講，要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從疫情防控上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