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廣深人口集體負增長

一線城市人口負增長，不看數量看質量

隨著廣州市2022年人口數據的公布，四座一線城市最新人口數據均已公布。截至2022年末，廣州常住人口為?1873.41?萬人，比上年末減少7.65萬人。此前，深圳市已經公布了2022年人口數據，結果是，2022年末比2021年末減少了1.98萬人。加上上海減少13.54萬人、北京減少4.3萬人，四座一線城市都成了人口負增長城市，合計減少超約27.5萬人。

這是令很多人沒有想到的結果，一般看來，在人口大省仍然人員外流、一二線城市仍然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的情況下，一線城市是不該出現人口負增長現象的，至少，不該同時出現人口負增長。然而，現實卻給出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一個讓人有點瞠目的答案。分析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還是疫情影響下產業發展受到比較大的沖擊和影響，企業用工減少，導致人員流動加快、流出與流入出現階段性波動。同時，生育方面也面臨一定問題，受工作和生活雙重壓力，年輕人生育的熱情明顯減弱，人口自然增長的難度持續加大，一線城市很難依靠自身力量維持人口正增長。

客觀地講，這些現象是存在的，特別是廣州和深圳，制造業比較發達，而制造業在疫情的沖擊下，受到的影響非常大，用工確實出現了比較大的變化。隨著經濟有序恢復，企業運行正在步入正常軌道，用工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多，一線城市可能又將步入人員加快流入格局，改變人口負增長現象。關鍵是，這樣的改變是否能夠有效化解人口增長壓力的矛盾，一線城市是否還需要維持人口正增長格局，對一線城市來說，是不是還處于人口多多益善階段，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特別面對年輕人在生育問題上的冷靜，更應當謹慎考慮人口政策問題和人口增長現象。

事實上，一線城市出現人口負增長，并不單純是疫情的沖擊和影響，也不單純是生育方面的問題。一座城市，發展到一定規模、一定階段，人口總會出現由增長到平衡再到下降的現象的。否則，城市也容納不了，也不可能容忍這樣的持續增長。因此，一線城市出現人口負增長，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只是，四座一線城市，起點不一樣，發展的過程也不太一樣，為什么會同時出現人口負增長，則需要好好分析。

對上海和北京來說，無論是城市容量還是公共設施供給、資源配置、城市管理等，都已經不能再承受人口持續增長帶來的壓力，必須通過一定的方式，控制人口數量增長，實現人口質量提升，用質量替代數量，用效率替代效應。也只有這樣，才能使城市煥發出新的生機，更好地打造國際大都市、國際有影響力城市的品牌。應當說，無論是中央給北京提出的疏解非首都功能還是近年來上海做出的傳統產業向外轉移、打造新的產業板塊，都是為緩解城市人口過快增長帶來的壓力，是為了讓城市更好更健康更有序發展。實踐證明，這樣的思路和方法，效果是非常好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對廣州來說，盡管沒有北京、上海面臨的人口壓力大。但是，也是需要在人口戰略方面有新的思路，新的想法，新的辦法的，不然，同樣會面臨人口增長與城市管理的矛盾和壓力，會讓城市難以承受。畢竟，產業的發展也是有限度的，城市能夠給予產業發展提供的資源也是會越來越少的，不可能無限制地維持人口增長。廣州出現人口負增長，與疫情等有關，更與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密切相關。

深圳的情況比較特殊，快速發展帶來的人口大規模集聚，實際也已經到了天花板，不可能再維持前些年的人口快速集聚狀態。尤其是深圳的產業，非中高端的都已經向東莞等地轉移，深圳正在打造創新高地，自然，對人口的導入也會發生比較大的變化，對人口質量的要求會越來越高。更重要的是，產業轉型的步伐越快，創新能力越強，對一般勞動力的需求也會越少，對高技術人才、技能人才的需求則會增加，那么，深圳今后的人口導入，將不是一般人員，而是高科技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自然，在數量上就會受到影響，沒有較好技術與技能者，只能自然淘汰，離開深圳，重新尋找就業城市和崗位。

所以，從一線城市的人口變化來看，在經濟穩定恢復的情況下，人口負增長現象是會得到改變的，但是，放到較長一段時間分析，譬如五年，一線城市的人口都會步入負增長格局，只是幅度不一樣罷了。因此，沒有必要對一線城市出現人口負增長產生什么疑惑，有人出，就會有人進，有人進，也會有人出，這才叫人員流動。

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為何常住人口集體負增長，這其中有很多原因。最為直接，我們第一反應就可以想到的原因就是，房價高房租高，生活成本太高，年輕人都不來了。這一原因也是一線城市人口生育率越來越低的直接原因，而這些背后，最深層次的原因可能還是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崗位少了，自然人口就會流出。不過，對北京的主政者來講，估計不會覺得常住人口變少是個壞事，這或許歪打正著，正好完成了“人口疏散”的任務了。

咋了 一線城市廉價勞動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