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演講的關鍵：Me，還是 We

1970年代，美國正經歷低經濟增長、高通貨膨脹、高利率和高失業率的痛苦。而里根在這里押上了一個最大“賭注”——他賭定所有人內心不會囿于小我，相信他們最終更關心的是社會，是外部世界對于自己國家的態度，而非個人境遇；是We，而不是Me。他用“三個遞進”構造出了他既簡單又深刻的演講：

首先，他問了一個問題：相比四年前，你對今天滿意嗎？

“你買東西更容易了嗎? ”他問道。這是里根埋下的伏筆，與所有被經濟滯漲折磨的普通人形成了共鳴。

第二層鋪墊：“今天的失業率變高、還是變低了？”里根沒有急著引用枯燥的數字（當時的失業率高達7.5%），而是用語言制造了一個畫面——“如果所有失業的人站成一列，可以從紐約排到洛杉磯。”此時，同理心開始被帶入，聽眾想到的不再是自己，而是無數可能和自己一樣的人。

最后一層遞進，也是最關鍵的陳述：“美國是否在全球更受尊重了？你覺得更安全了嗎？”

最后這個有關“安全感”的問題看似面向個人，其實在當時有一個國家政治背景，其中一個標志就是 “伊朗人質危機”事件。

我們可以通過電影《逃離德黑蘭》回顧這個歷史片段。在當時，這是一個大格局的問題，讓美國人意識到國際關系和外交的失敗，徹底擊中了美國人的集體痛點，贏下44個州的共識由此產生。

作為對比，卡特單調重復著大國責任，屬于他的三分鐘演講相比之下黯淡無光。里根卻從個人情感開始，通過激發人們的同理心，最終贏得了所有人的支持，不僅成為了總統，還激發了所有人共同的愛國熱情，為他未來施展經濟和外交政策贏得了空間。

個體的富有，無法阻擋對社會的憂慮

《財富》主編黎克騰最近提到了這段歷史，他認為這個“We vs Me”的邏輯在特朗普與拜登的選戰中也得到了延續。黎克騰指出當前的幾次調查都顯示“在特朗普任期，認為自己個人財務狀況變好的人要更多”。

然而，在 “對經濟的信心”、“美國現狀”、“對總統的滿意度”三個方面，大眾對特朗普的支持率卻很低，形成了倒掛。

蓋洛普的一位專家甚至指出“我們所有的研究從來都無法證明：個人財務狀況與個人投票選擇之間存在聯系”。

這是因為我們同理心的存在，會阻止我們只關注自己。在潛意識里，我們始終關心著更大的社會和世界。

價值觀到價值主張——巨大的跨越

作為媒體，我們可能要更進一步：為這種潛意識提供出口。讓所有人的價值觀變成一種價值主張。今年2月14日，疫情最嚴重的時候，《財富》的中文團隊在遠程辦公的情況下，第一次推出了一個與傳統媒體邏輯略微不同的產品。這個移動App基于一個簡單的想法：要把商業評論的權力，還給每一個用戶。

時至今日，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只能聽由幾個分析師談論所有的商業問題，讓寥寥可數的幾位意見領袖隨意點評著所有的中國公司，對與錯永遠要等待一兩家傳統媒體來發聲——這才是真正內卷和信息繭房。

說起什么是移動支付？螞蟻金服是一家什么樣的公司？蛋殼走錯了哪一步？互聯網該不該反壟斷？雙十一還能火多久？滴滴到底怎么了？小米的競爭力在哪里？他們龐大的用戶群體才知道真相。他們的評論才包含真正的商業洞察。

在市場經濟中，真正的創造奇跡的既是群體，也是其中的每一位個體。互聯網公司崛起的秘密就是在產品和用戶之間建立了高速的相互反饋和迭代。而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在思想層面也形成這種互聯網式的迭代，而不僅僅是停留于傳統媒體中心化的、單向的、單一的觀點傳遞。

經過大半年的發展，你已經可以在幾乎所有的應用商店找到我們。

期待你和我們一樣，不要因觀點不同而羞愧，不要因人微言輕而怯懦，加入我們，借助我們的集體智慧來讀懂每一個商業難題。

互聯網平臺都說自己技術中性，從而盡量推掉內容端的責任。我們希望自己盡量不要中性，為所有有思想、擅表達、不失三觀的人背書，一起形成我們的價值主張。誰讓我們生活在一個很容易感到單一無聊的時代，找到“財富Plus”，表達自己對商業世界的關心，讓視角不再單一，好觀點不再稀缺，這幾乎是我們能做到的最簡單的事了。（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