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和家長在不斷思考和質疑新冠疫情時代，大學經歷有什么價值時，針對“間隔年”的討論鋪天蓋地地出現了。不出所料，成千上萬的美國大學生在本學年都選擇過一個間隔年。

在這個艱難時刻，能從一年的思考中受益的不只有善于反省的年輕人。

2019年，我50歲的時候，我開始了我的中年間隔年。我前往了世界上最不可能去的一個地方，那就是距離非洲東南海岸1500英里的一座偏遠印度洋小島。

歷經30年的企業生涯，我進入了美國聯合航空公司、星巴克和全美航空公司的領導層，但如今我意識到，是時候放棄這種野心勃勃的生活了，該開始為自己的靈魂重新注入力量。于是，我和家人把房子賣掉，收拾行囊，搬到了毛里求斯。在那里，我擔任了非洲領導大學的駐校執行官和首席通訊官。

在那里，我被非洲領導大學的攻艱計劃深深吸引了，該計劃旨在培養新一代具有企業家精神和道德情操的非洲領導者。這個學校在毛里求斯和盧旺達均設有校區，為了推進該計劃，學校讓代表非洲40多個國家的學生接受挑戰，宣告自己的使命，而非自己的專業，以此發掘自己的目標并迎接巨大的社會挑戰。學生們與教職工共同打造一條學習之路，以此來激勵個人目標的達成。這可能可以解釋，為何《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將非洲領導大學描述為地球上“正在創造歷史”的四個地方之一。

在中年間隔年期間，我生活在這個充滿創新的環境中，領悟了三個道理。

做困難的事情

1961年，約翰·肯尼迪曾宣稱：“我們選擇在這十年里登月，并且做了許多其他事情，不是因為它們很容易，而是因為它們很困難。”在非洲領導大學，我們很樂于這么說，解決非洲的頭等難題促使我們去做艱苦的事情。就我而言，我便受到鼓舞，做了既瘋狂又困難的事情，比如賣掉我們的房子，從綠樹成蔭的芝加哥北岸郊區搬到一萬英里之外，到一個遙遠的非洲島嶼的碧綠色北岸。現在是時候停止思考假設性的問題，而應開始問自己為什么的問題了，這可能比我們人生中其它任何時刻都重要。

尋找思考空間

我們身處海量的新聞、信息和喧鬧之中，但他們并未能給我們的大腦提供庇護之所，讓我們的大腦做想做的事：思考。因此，我們要多散步，乘火車時選擇靜音車廂，坐飛機時不看電影，或者租一個僻靜的小屋住上一周（有可能的話，搬到一個遙遠的島嶼住上一年）。正如我女兒在隔離的第三個月讓我想起的那樣，一只愚蠢而年邁的熊曾充滿智慧地說到：“無所事事往往能帶來最好的結果。”

倘若事事憂慮，我們將一事無成

在準備前往毛里求斯的三個月時間里，我們本有一百個理由不上那架飛機。比如，獲得足夠的國際醫療保險成為了一種官僚主義泥潭（令人驚訝的是，《平價醫療法案》已有的減免條件并不適用于美國居民購買國際保險）。沒有什么比試圖說服我十幾歲的女兒，告訴她一切都會好起來，更讓我心碎了。當她每晚入睡時，都會淚流滿面，這不僅是為離開自己的閨蜜而傷心不已，更是為要在遙遠的島上交新朋友而惴惴不安。

每一次新的逆風而行都本可以是我們放棄計劃的正當理由。但我們從未放棄這么做的初衷，即為了盡微薄之力改變非洲這塊陸地的發展軌跡，因為它能給自身以及世界都帶來無限的潛力。與此同時，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

納爾遜·曼德拉曾說過：“本來能過更精彩的生活，卻勉強接受現狀，滿足于個人的生活，這毫無激情可言。”

與新時代充滿無限潛力的非洲領導者相處12個月后，我意識到是時候放棄試圖向世界證明自己，而致力于改善世界了。八月份，我回到美國擔任了雪城大學的公共關系學教授。在擔任這個新職務時，我的職責是幫助學生找到和完成自己的任務。與此同時，我也將盡微薄之力幫助塑造下一代具有企業家精神、道德情操和重要性的領導者，這正是當今時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的。

學術講堂與我曾四處體驗過的豪華行政套房相比相去甚遠，但在非洲生活的這一年時間里，某種不可思議的改變發生了。來時，我認為自己是世界所期待成為的樣子；走時，我明白自己是世界需要的樣子。

這難道不是任何年齡段的間隔年所應實現的東西嗎？（財富中文網）

吉姆·奧爾森是雪城大學紐豪斯公共傳播學院的公共關系學教授，曾經擔任過美國聯合航空公司、星巴克和全美航空公司的企業傳播官。

譯者：華道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