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集中是本世紀的指標性趨勢，自2000年以來，全世界有將近半數國家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加劇。

它的后果影響深遠。對于那些處于經濟低端的人來說，貧富差距的擴大對其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甚至是幸福感都會產生負面影響。在社會層面，不平等的加劇會損害經濟成長，并且與金融和暴力犯罪增加相關。

一項新研究顯示，不平等甚至會改變我們對道德的看法。當不平等的程度很高時，人們更容易接受不道德行為。

凱洛格學院的管理與組織學教授、該研究的共同作者瑪里亞姆·庫查基說：“不平等與控制感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我們的研究表明，失去控制會產生因果影響，讓人在評判違法行為時更加寬容。”

控制與道德行為之間的聯系

幾十年來，人們已經知道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感與人們如何判斷各種道德失誤之間具有關聯性。例如，過去的研究表明，那些缺乏控制感的人對偷竊、作弊和說謊等不道德行為不會有太極端的反應。

然而，庫查基與她的共同作者羅格斯大學的克里斯托弗·托和曾經是凱洛格學院博士后的迪倫·維瓦德想知道這一發現是否也適用于不平等問題。不平等會降低社會流動性（客觀上與主觀上都是），而且會產生相對剝奪感，這些都可能導致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感下降。那么，嚴重不平等是否也會導致社會更容易接受不道德行為？

為了找出答案，研究人員綜合了三個龐大的數據集，一個是衡量自1960年以來196個國家在國家層面不平等的數據庫，一個是關于自1950年以來182個國家的經濟產出和發展的數據庫，以及一個對1981年至2014年之間超過125,000人進行的調查結果。該調查包含關于參加者的控制感、是否信任其他人、是否認為世界充滿競爭，以及是否認為人們只能通過犧牲他人來致富等問題。此項調查的參加者還被要求對某些行為的合理性進行評分，比如坐公共交通不買票、不誠實報稅，以及收受賄賂等等。

通過分析這些綜合數據庫，研究團隊發現，那些生活在不平等社會中的人確實感到自己的控制感較低，而且更容易接受不道德的行為。（出乎研究人員意料的是，參加者認為世界的競爭程度與其對不道德行為的感受之間沒有相關性，這表明不平等本身即可成為正當性的理由，而不僅僅是競爭性。）

研究團隊隨后自己做了一些實驗來進一步探討這些結果。首先，他們向800多名參加者展示梯子的圖片。每個梯子有10階，每一階代表十分之一的人口；然后在每一階有不同數量的錢袋，代表該階層人口擁有的財富數量。

參加者看到了五種不同的梯子，描繪了社會中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例如在最不平等的例子中，大多數的錢袋都集中在梯子頂層。）接著，參加者選擇他們認為能夠代表自己當地財富分配情況的梯子，隨后評估一些不道德行為的可接受性，比如考試作弊、偽造朋友簽名、非法下載軟件等等。他們還評估了自己的控制感，以及他們認為別人可以控制自己的不道德行為的程度。

結果再次顯示，不平等是關鍵因素，這次是在社區層面。團隊發現，那些認為自己所在地區更加不平等的人更有可能表現出較低的控制感，而且對不道德行為的接受度更高。

不道德行為在什么情況下更容易被接受

然而，根據參加者對自己社區進行評估的方法有一些缺點。因此，在另一組實驗里，團隊改用一個名為Bimboola的虛擬社會（一種用于其他類似實驗的范式）。

在Bimboola，參加者被告知該社會的公民有不同的收入等級，參加者屬于中間等級。但是，一些參加者被告知Bimboola是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另外一些參加者則被告知不平等的程度很低。然后，為了加強這些描述，參加者被要求選出一些在Bimboola社會提供的必需品，例如房屋或交通工具等。在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中，參加者能夠選擇的物品在費用或質量上差異很大，比如有豪宅也有小房子，有跑車也有破車。在更加平等的社會中，選擇物品的差異程度就小的多，例如稍微大一點的房子和稍微小一點的房子。

然后，參加者回答了幾個有關他們的看法和期望的問題。正如預測的那樣，團隊在這些研究里均發現在高度不平等社會中的人，即便是虛擬社會，人們的控制感較低，也更能接受他人和自己的不道德行為。

不平等與社會流動有何關系

最后，團隊回到現實世界，探索社會流動性的影響，即一個人改變自身社會經濟狀況的能力。他們想知道：社會流動性（或者更確切地說社會流動性的缺失）是否會造成這種無助感或缺乏控制感？

比如，在一項研究里，參加者評估了他們所在社區的不平等狀況，并評估了自己的控制感和對不道德行為的看法。然而，這一次他們也回答了諸如“我在社會中晉升的機會很多”之類的其他問題。

研究人員發現，生活在更加不平等地區的參加者認為他們的社會流動性較低，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不平等會降低一個人的控制感。

“社會流動性與這些現象有關。”庫查基說道。“如果人們認為社會不平等，但他們有能力向上發展，那么他們就仍然會有控制感，但如果不能向上發展，他們就會失去這種控制感。”

如何建立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

從社會層面來看，這項研究可以幫助解釋為什么在經濟嚴重不平等地區的犯罪率可能較高。它還能夠幫助解釋一項有趣的發現，就是在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州里，學生的作弊率較高。

庫查基指出：“它不僅僅是犯罪與作弊。失去控制感對幸福感的影響特別大。”

從根本上來說，尋求恢復社區控制感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各種減輕經濟不平等的計劃，包括興建更多的經濟適用房、提高最低工資，以及設立累進稅制等等，庫查基表示。此外，政策制定者還能鼓勵開展各種培訓和教育課程來增強人們對社會流動性的認識。

“通過將社會變得更平等，我們可以幫助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更安全穩定，進而帶給他們更多的控制感。”庫查基如是說道。（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