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當美國的北卡羅來納州通過了備受爭議的衛生間法案之后，PayPal取消了在該州建立運營中心的計劃。2022年，華特迪士尼公司公開譴責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不要說同性戀”（Don’t Say Gay）教育法案。

乍一看，上市公司似乎沒有動力對這些燙手的政治話題表態。畢竟，這些立場往往與公司的產品無關，可能疏遠股東和員工，從而影響企業利潤。

然而，過去十年來，上市公司曾經在一些進步的政治問題上表態，包括跨性別者權利、移民和氣候變化。

這種現象使鉆研行動主義的凱洛格學院教授布雷登·金很感興趣。

一般對于行動主義的看法是，社會運動作為一種外部力量，通過影響和高壓手段來塑造企業界。但是金和他以前的研究生安娜·麥基恩（目前任教于猶他大學）在一項新研究中發現，企業行動主義的推動力往往也可能來自內部。

金和麥基恩回顧了四項企業聯署運動，亦即上市公司致函民選官員，表達對進步事業的集體支持。他們發現，當高層管理人員和一般員工具有一致的政治意識形態時，公司更有可能參與這種形式的企業行動主義。

金表示：“企業行動主義這種新現象在二十年前并不存在。很多原因都表明，公司采取政治立場并不是一個好主意。因此，當公司真的采取立場時，就表明他們不僅僅是賺錢機器，而是一群有政治觀點的人，希望其公司在他們關心的問題上表態。”

一種新的企業行動主義

誠然，公司并非漠視政治的實體。它們經常通過游說活動來影響政客，從而確保自己的利益、減稅，或者進一步實現其核心商業利益。

但是在過去十年內出現的企業行動主義卻有所不同。首先，它往往側重于進步的意識形態，關注階級、種族或者性別的結構性不平等，還有環境影響。這些進步問題往往與通常的企業游說問題形成鮮明對比。

此外，這種行動主義經常涉及多家公司采取相同的立場，例如聯署運動。這種集體行動具有社會運動的特征。

一些先前的研究認為，這種行動主義是對外界壓力的回應，或者是作為提高員工留任率的戰略舉措。

即便如此，這個決定是出自于公司內部的哪個地方？一些研究人員認為，這種趨勢來自上層，即首席執行官利用自身的權力來表明政治立場。其他人則認為，這是積極的員工自下而上所產生的結果。

追蹤進步的聯署運動

金和麥基恩認為這兩種答案都不盡正確。金稱：“首席執行官單憑一己之力，不太可能愿意冒險代表公司采取不受歡迎的立場。反過來說，認為公司會在該等問題上屈服于員工的意愿，也過于天真。”

為了找出答案，他們從1,328家美國各行各業的上市公司匯編了數據集，追蹤它們在2016年至2017年參與四項致函運動的情況。其中，有118家公司簽署了至少一封信函。

這些信函抗議各種政治上的保守行為。

第一次致函運動由人權運動組織（Human Rights Campaign）于2016年年底發起，反對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一項法案，該法案要求個人根據出生證明上的性別使用相應的衛生間。該次運動收集到212個組織和個人的簽名。

第二次運動由低碳美國組織（Low-Carbon USA）發起，收集了公司和投資者的簽名，支持美國參與《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截至2016年年底，這封信一共收集到1,000多個簽名。

第三次運動支持對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美國旅行禁令提起訴訟，127個組織在2017年2月簽署了這封信。

第四次運動支持保留“童年入境暫緩遣返”（DACA）計劃，并要求美國國會通過《夢想法案》（DREAM Act），共有753個組織在信上簽名。

金說：“每封信都代表了一種具有相似意識形態的集體行動，要么是推動社會變革，要么是反對某項擬議的政策。”

除了關于哪些公司簽署了哪些信函的信息外，該團隊的數據集還包括有關公司業績、特征（比如行業和員工人數），以及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績效的信息。他們通過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捐款申報，得知公司首席執行官、高層管理團隊和員工的政治意識形態。

研究人員對首席執行官的權力（基于首席執行官的任期、創始人身份和薪酬）進行控制，以說明首席執行官是否可能對簽署信函的決定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他們還對公司的行業、規模、董事會多元化和組織價值觀進行控制。最后，研究人員利用公司在環境、社會和治理上的績效，對那些已經參與社會責任事務的公司進行控制。

決策并非僅由首席執行官做出

當他們分析數據并對所有這些變量進行控制時，一些發現變得昭然若揭。首席執行官的意識形態本身與簽署信函之間并沒有獨立的相關性，高層管理團隊的意識形態也沒有獨立關聯，員工的意識形態也是如此。

“這表明首席執行官不太可能獨自代表公司采取最終可能不受歡迎的立場。”金指出，“這也與公司向員工屈服的批評背道而馳。”

事實上，只有一種情況與企業行動主義有關，那就是高層管理團隊和員工都有進步的政治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之下，公司參與至少一次致函運動的可能性增加了14%。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首席執行官和員工（但不是高層管理團隊）在政治上都傾向于自由主義，參與度并不會提高。與進步的企業行動主義相關的唯一情況是高層管理團隊和員工都信奉自由主義，這表明首席執行官在這些問題上嚴重依賴他們的高層管理團隊。（金和麥基恩在研究期間僅發現一家公司公開采取保守立場。）

“我們不能肯定地說這種一致的意識形態導致公司采取這種政治立場，但在考慮了許多其他變量之后，我們發現它具有正相關性。”金表示。“這意味著，當公司考慮是否采取立場時，高層管理人員和員工之間的一致性很可能是對話的一部分內容。”

企業行動主義是否已經不復存在？

即便高層管理團隊和員工具有一致的意識形態，為什么還要甘冒風險呢？金認為，這有助于提高員工的參與度和忠誠度，同時強化員工和高層管理人員的價值觀。

當金和麥基恩開始探討企業行動主義時，他們想知道是否看到了一種蔚為風潮的新現象。但是如華特迪士尼所發現的那樣，各個公司在后來意識到采取政治立場可能會招致批評。因此，盡管致函運動在2016年至2019年期間很常見，但現在似乎已經降溫。

金稱：“過去四年來，公司似乎不太愿意在爭議性的政治問題上表明態度。這與公司內部的情況關系不大，而是與這些公司參與企業行動主義所面臨的批評有更大關系。”

金指出，當今的政治環境比2016年更加兩極化，因此觀察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后的情況將會很有意思。

他說：“我們會看到企業行動主義的復蘇嗎？我不知道。這可能是因為企業對行動主義相關的代價越來越警惕。”（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