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爾的隱秘網絡

《斯坦福評論》人脈關系網這家保守派報紙的前任員工們組成了一張巨大的硅谷影響力人脈網。圖片來源：CLOCKWISE FROM TOP LEFT: 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GETTY IMAGES; PAUL CHINN—SAN FRANCISCO CHRONICLE/GETTY IMAGES; BENNETT RAGLIN—GETTY IMAGES/WORLD CHILDHOOD FOUNDATION; JOHN LAMPARSKI—GETTY IMAGES; PATRICK T. FALLON—BLOOMBERG/GETTY IMAGES

2000年1月的一天，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一位名叫保羅·馬丁（Paul Martin）的年輕學生走進了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市（Palo Alto）的大學大道（University Avenue）的新創科技公司Confinity。他是為了一份實習工作來找彼得·蒂爾（Peter Thiel）的。蒂爾當時還沒有成為著名的創始人和投資人，但馬丁是通過《斯坦福評論》（Stanford Review）知道他的。這份保守派學生報紙是蒂爾與他人共同創辦的，馬丁當時擔任報紙的業務經理。的確，另外一位《斯坦福評論》的資深員工埃里克·杰克遜（Eric Jackson）那時就已經為蒂爾工作了，并且努力勸說馬丁留下來：“你知道嗎，這里正在起飛，我們一定會干出一番事情。如果你現在加入，你就會成為偉大事業的一部分。可你如果猶豫，機會就將消失。”不久，馬丁從斯坦福大學退學，也退出了學校田徑隊，開始在Confinity公司全職工作。這家公司最終更名為PayPal。

當時追隨彼得·蒂爾的有好幾十號人，馬丁和杰克遜只是其中之二。這里的工作已經悄然成為硅谷最令人羨慕的通往成功的途徑。這一切都始于《斯坦福評論》——1987年，蒂爾與另一位未來的PayPal的早期員工諾曼·布克（Norman Book）共同創辦的這份學生報紙。

蒂爾說：“我們在1987年創辦《斯坦福評論》時，顯然沒有料到幾十年后它會成為硅谷的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科技圈子。”他同意接受《財富》雜志的采訪，討論這份報紙。[與蒂爾一起通話的還有薩姆·沃爾夫（Sam Wolfe），他是2018年至2019年期間的前主編，通過《斯坦福評論》認識了蒂爾，目前在蒂爾的對沖基金擔任研究員。]

蒂爾在采訪中稱：“我們在思想上當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我們有很多緊密的個人聯系，不僅是我和大家的聯系，還有他們互相之間的聯系——這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對我們幫助很大……[PayPal]當然也經歷了很多波折和起伏——這種緊密的友情對我們共同度過公司的起起落落非常有幫助。”

在校園里，這份保守派的學生報紙在其30多年的歷史中曾經因為激怒左傾的斯坦福社區而聞名。每隔一段時間，《斯坦福評論》的某一篇慷慨激昂、引發爭議的評論文章就會登上全國頭條，這些文章或抨擊政治正確，或反對同性戀，或批評斯坦福大學的某位教授。包括一些《斯坦福評論》的撰稿人在內的斯坦福學生在20世紀90年代對該校提起了訴訟，最終推動該校撤銷了禁止校園內激烈言論的規定。不過，除了少數幾個廣受關注的事件之外，該報在斯坦福校園之外基本上一直默默無名，即使其圈子已經擴大到了相當規模的程度。

《斯坦福評論》的前編輯們表示，早在蒂爾于1989年從斯坦福大學獲得本科學位后，他就一直在培養報紙的社區影響力。蒂爾至今仍然在參與這份報紙的工作。30多年來，他一直在家中或帕洛阿爾托的圣丹斯牛排館（Sundance steak house）等地為員工舉辦晚宴，討論世界大事和政治哲學問題，并向學生們了解大學生活和校園中的思潮。2017年，《斯坦福評論》為校友們舉辦了30周年聚會，現任主編沃克·斯圖爾特（Walker Stewart）告訴《財富》雜志，就在去年，他還參加了蒂爾為報紙的撰稿人舉辦的晚宴。

回顧一下《斯坦福評論》的歷史刊頭，就會發現這位傳奇投資人的圈子是多么龐大，多么緊密。PayPal的幾位聯合創始人或早期高管——蒂爾、Craft Ventures的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和美國駐瑞典前大使肯·霍威利（Ken Howery）——都曾經為該報撰稿。撰稿人還包括Palantir的三位創始人，該公司是一家國防技術公司，截至今年9月中旬的市值接近320億美元。此外，還有Founders Fund的投資人基思·拉布瓦（Keith Rabois）和Founders Fund的負責人約翰·呂蒂希（John Luttig），前者曾經在LinkedIn和Square任職。喬·朗斯代爾（Joe Lonsdale）在擔任《斯坦福評論》主編后曾經為蒂爾工作，現在經營著風險投資公司8VC，他聘用了許多這家保守派報紙的員工，包括與他共同投資時間最長的合伙人之一亞歷克斯·穆爾（Alex Moore），以及去年剛從斯坦福大學畢業的馬克斯韋爾·邁耶（Maxwell Meyer）。[朗斯代爾與《斯坦福評論》的另一位編輯泰勒·考克斯（Tayler Cox）組建了家庭，朗斯代爾的兄弟也曾經為該報撰稿。]

根據彭博億萬富豪指數（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曾經在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過渡委員會任職的蒂爾本人的身價約為93億美元。這群校友在風險投資基金和科技公司方面的總資產是這一數字的好幾倍。Founders Fund上一次公布的資產管理規模為110億美元，朗斯代爾的8VC管理著超過60億美元的承諾資金，更不用說《斯坦福評論》的校友們已經在整個行業的科技公司中發揮了影響力。例如，《斯坦福評論》的前業務經理吉迪恩·于（Gideon Yu）曾經在Facebook（現在的Meta）擔任過兩年的首席財務官，又比如《斯坦福評論》的校友鮑勃·麥格魯（Bob McGrew）目前在OpenAI擔任研究副總裁。

六年前，前斯坦福大學學生安德魯·格拉納托（Andrew Granato）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仔細分析了《斯坦福評論》龐大的人脈網絡，并在學生雜志《斯坦福政治》（Stanford Politics）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有近300名參與過《斯坦福評論》的校友曾經為蒂爾或朗斯代爾工作，或接受過他們的投資。自2018年以來，這些數字還在繼續上升。《財富》雜志發現，至少還有六人在Palantir、蒂爾資本（Thiel Capital）、Founders Fund、蒂爾基金會（Thiel Foundation）或朗斯代爾的風險投資基金8VC實習或工作，還有一些人在Founders Fund支持的Rippling等公司工作。

《財富》雜志采訪了包括蒂爾在內的10位現任或前任《斯坦福評論》的編輯和工作人員，查閱了數百頁的非營利性文件，以及廣泛的公司網站、LinkedIn網頁和存檔的報紙文章，以了解這份學生報紙是如何成為硅谷科技生態系統中如此顯赫但又飽受爭議的平臺——還有將這群人聯系在一起的共同點。（其中兩人在匿名的情況下接受了《財富》雜志的采訪，一人要求保密，以便討論報紙上的一些有爭議的文章。）

“現在回頭看，這份報紙是我職業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杰克遜說。他是《斯坦福評論》的編輯，也是PayPal的早期員工，后來與《斯坦福評論》的聯合創始人諾曼·布克一起成立了一家以保守派和基督教市場為重點的出版公司，并撰寫了一本關于PayPal的書。杰克遜表示，他招募了《斯坦福評論》的校友，向他們尋求投資，并讓他們擔任自己多年來創辦的科技新創企業的顧問和董事。

《斯坦福評論》的前員工們認為，該雜志吸引了一群持反對意見、思想自由的大學生，有人稱他們是被遺棄者，盡管他們主要是保守派或自由主義者，但多年來，他們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并在內部就報紙上發表文章的前提進行辯論。幾十年來，《斯坦福評論》的版面顯示了另一個共同特點：他們認為自己的世界觀和西方價值體系在大學校園和全國范圍內都受到了攻擊。因此，這些學生從《斯坦福評論》的版面開始，并延續至其后的職業生涯中，一再向他們的意識形態對手揮拳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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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評論》創刊初期

《斯坦福評論》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涌現出的一系列保守派校園報紙之一。第一份同類報紙《達特茅斯評論》（Dartmouth Review）最終培養出了格雷戈里·福斯代爾（Gregory Fossedal）、勞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迪內希·德索薩（Dinesh D’Souza）和約瑟夫·拉戈（Joseph Rago）等保守派評論家、作家和電視名人。而且根據1987年的第一次編者按，《斯坦福評論》最初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在斯坦福大學這個自由主義濃厚的校園里，通過提出另類觀點，挑戰大多數人的想法，并引發“亟需的辯論”。學生們表達這些另類觀點的方法多種多樣，從深思熟慮的分析和報道，到挑釁式、甚至是直接攻擊式的觀點文章。

2004年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是《同性戀將削弱婚姻》（Homosexuals Will Weaken Marriage）。1993年薩克斯撰寫的關于“光榮洞”（glory holes）的大膽專欄最后登上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斯坦福評論》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是瑞安·邦茲（Ryan Bounds）撰寫的一連串文章節選，其中一篇文章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努力比作納粹（Nazi）焚書，這篇文章在他被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提名為美國第九巡回上訴法庭（Ni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的法官后不久浮出水面。白宮最終在一片反對聲中撤回了對他的提名。

在后來的幾十年里，一些作家紛紛道歉。薩克斯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表示，他“為自己20多年前在大學里寫的一些東西感到難堪，我很抱歉寫了這些東西”，他用“恐怖”來形容自己以前關于同性戀的觀點。（薩克斯和邦茲沒有回復評論請求。）

蒂爾告訴《財富》雜志，他擁護“最大限度的言論自由——尤其是帶有政治色彩的言論自由”。他為邦茲的文章辯護稱：“這完全在合理的言論范圍之內。”他還為《斯坦福評論》發表的一些更具爭議性的文章辯護，即使“有些具體的報道我個人是不會那么寫的”。

而更多的文章都是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寫的。蒂爾說：“你必須明白，20世紀90年代的很多文章是在作者們認為會在大學校園里被閱讀一周的背景下[寫]出來的，而不是在未來幾十年都會出現在不朽的互聯網上。”

任何敢于翻閱《斯坦福評論》有關同性戀話題的存檔文章的人都很難忽略字里行間的諷刺意味，因為蒂爾和其他幾位前編輯或作者今天都是公開的同性戀者。報紙的一位前編輯或撰稿人杰夫·吉西亞（Jeff Giesea）提起此事時大笑起來，他說：“我是一名同性戀，事實證明，《斯坦福評論》大約三分之一的前編輯都是同性戀。”吉西亞在20世紀90年代末幫助蒂爾建立了對沖基金，后來又創辦了B2B媒體公司Fierce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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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向前走

2007年，《財富》雜志在一篇報道里用了“PayPal黑手黨”（PayPal Mafia）的說法，詳細描述了蒂爾、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和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等眾多科技名人是如何在這家支付公司起步的。如果沒有《斯坦福評論》，PayPal的許多最早的員工可能一開始就不會加入PayPal。馬丁就是其中之一，還有杰克遜、拉布瓦、薩克斯、阿曼·韋爾吉（Aman Verjee）、內森·林（Nathan Linn）和鮑勃·麥格魯。

2002年擔任《斯坦福評論》編輯的亨利·托斯納（Henry Towsner）說：“當然，并沒有人覺得（為蒂爾工作）是對任何人的某種公開邀請。”馬丁稱：“沒有任何正式的形式，甚至不一定是公開有意的聯系。它就這樣自然而然發生了。”

這里的工作不是對每個人敞開。正如幾位前編輯所承認的那樣，雖然《斯坦福評論》自發行以來的最初幾年里有很多女作者和女編輯，但最終進入蒂爾技術軌道的并不多——泰勒·朗斯代爾（Tayler Lonsdale）和Assembl的聯合創始人莉薩·華萊士（Lisa Wallace）都是《斯坦福評論》的編輯，后來都在Palantir工作，她們是為數不多的兩個例外。

在《斯坦福評論》校友創辦的公司或組織中，有些公司或組織在某些方面頗具爭議。Palantir因為其與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的關系而備受爭議。（一位前撰稿人說，與Palantir有關的爭議使它對《斯坦福評論》的撰稿人更具吸引力。）喬·朗斯代爾正計劃在奧斯汀建立一所新大學，教授所謂的《禁忌課程》（forbidden courses）。一位前撰稿人指出，有一條主線將這群《斯坦福評論》人清晰地聯系在一起：“他們蔑視自由主義的正統觀念和身份政治——例如政治正確。”

但大多數接受《財富》雜志采訪的前編輯都強調，《斯坦福評論》的人脈網絡在思想上是多元化的。正如一些編輯所指出的，《斯坦福評論》的一些校友在支持哪位政治候選人、財政政策，以及美國是否應該支持俄烏沖突等問題上意見分歧很大。

然而，喬斯林·曼根（Jocelyn Mangan）是Him for Her組織的創始人，該組織是一家專門從事提高公司和新創企業董事會多樣性的社會影響組織。曼根指出，大多數硅谷的主要網絡，即在其中工作的人們，能夠導致保守的思想，無法了解缺失的聲音或觀點，最終將給公司帶來危險。

蒂爾說，《斯坦福評論》最終未能有效改變斯坦福校園。但他稱《斯坦福評論》“非常有影響力”，它讓人們的思維更加獨立。他表示，在某種情況下，即使它不能改變硅谷，也可以幫助人們在硅谷取得成功。

正如年輕時的蒂爾在1989年4月的編輯離任感言中寫道：“作為編輯，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我仍然不知道如何說服人們傾聽。”

譯者：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