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核病是否即將迎來終局？

盡管結核病在富裕國家已經十分罕見，但在南非的部分地區，其感染率依舊居高不下。蓋茨基金會希望在未來20年內幫助徹底根除這種疾病。圖片來源：MICHAEL VAN ROOYEN

雖然這只是一次面向臨床試驗參與者的常規檢查，但一名40多歲的南非店員艾麗絲（Alice）卻十分重視，在前往研究機構“Be Part Yoluntu”中心（Be Part Yoluntu Centre）前，她用心打扮了一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行頭：下著長褲，上身搭配一件襯衫，腳蹬一雙低跟鞋。在接受《財富》雜志的采訪時，她表示希望自己的衣著看起來“得體”一點，因為這座位于南非開普敦東北部姆貝奎尼鎮的診所對她來說意義非凡，“來到這里之后，我意識到，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對艾麗絲和其他參與新型結核病疫苗的全球臨床試驗的受試者而言，“這不僅是一劑靜脈注射。”該中心的醫生兼研究員羅納德·卡普（Ronald Kapp）博士解釋道，“這更是一次尊嚴的加冕。”

在這片結核病肆虐、失業率與貧困率雙高的土地上，幾乎每個人都有親友或鄰居因為這種細菌性肺部疾病而患病或離世。這種疾病的致死過程極為痛苦。結核病曾經被稱為“癆病”，作為全球最致命的傳染病，它仿佛能夠從內部一點點吞噬人類的身體，有時甚至會讓患者的肺部充滿積液。艾麗絲（為保護其身份信息、確保臨床試驗的完整性，此處為化名）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表示，可以參與這款可能成為百年來首支結核病新疫苗的III期試驗令她倍感自豪——衛生研究人員希望該疫苗最終能夠在全球根除結核病。艾麗絲告訴《財富》雜志，包括本研究[由遠在西雅圖的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與惠康基金會（Wellcome）共同資助]在內，此類工作“將拯救世界”。

這種疾病可防可控，但在2023年仍然導致了125萬人死亡。對慈善家比爾·蓋茨（Bill Gates）來說，這是一場悲劇，但也蘊藏著機遇。這位微軟公司（Microsoft）的聯合創始人指出：“人類在結核病診斷工具、藥物和疫苗研發方面的投入如此之少，令人咋舌。”接著，他又用自己邏輯縝密、科技范的標志性口吻解釋道：“這種疾病之所以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只是因為其目前只在貧困國家肆虐。”蓋茨稱，其基金會計劃扭轉這一局面，推動前述三大領域的研發工作實現“突破”。

蓋茨向《財富》雜志透露，他為相關的工作設定了硬性期限，并確定了基金會未來20年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宏偉目標：該基金會承諾在未來20年投入2,000億美元，將年度支出翻倍。這家基金會計劃在此期間完成的任務包括：將包括結核病在內的多種疾病的死亡率“清零”或大幅降低、將兒童死亡率降低一半、大幅降低孕產婦死亡率，以及對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健康創新進行投資，推動緩解貧困問題。在完成上述任務后，該基金會將結束運營。

毫不夸張地說，蓋茨基金會已經直接或間接改變了全球衛生圖景。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艾滋病（HIV）的感染率下降了60%，在2000年至2019年期間，5歲以下的兒童因為瘧疾而死亡的人數減少了超過30%。據聯合國（UN）估計，自2000年以來，全球的抗結核病工作已經挽救了7,900萬人的生命。而蓋茨基金會在上述每項成就的取得中都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該基金會希望可以在2045年前幫助根除脊髓灰質炎和瘧疾，并將結核病與艾滋病的死亡率降低90%。蓋茨還稱，到2045年，全球兒童的死亡人數“肯定”能夠再降一半，至250萬以下。（目前，每年依舊有500萬名兒童在5歲前夭亡——雖然較2000年已經減少一半，但這一數字仍舊觸目驚心。）

對于如此規模的慈善機構而言，此舉可謂空前。而該計劃的提出又恰逢目前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節點。受到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大幅削減國際援助、許多國家紛紛效仿的影響，全球貧困地區的公共衛生體系與過去幾十年取得的脆弱進展正在遭受沉重打擊。

在今年4月底的采訪中，蓋茨稱當前的局勢可謂“岌岌可危”，隨后更直言，削減援助將帶來致命后果，他告訴《財富》雜志：“我們（削減援助相當于）剝奪兒童接種疫苗的權利，許多孩子會因此而喪生。”蓋茨表示，我們目前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他在2024年的一封公開信里發問：“未來，當我們回看這段歲月時，是會將其視為一個黃金時代的終結？還是新一輪全球衛生浪潮奔涌而來前的短暫序曲？”

事實上，凝聚全球衛生關鍵參與者的龐大網絡（在該網絡的構建過程中，蓋茨及其基金會貢獻了巨大力量）已有瓦解之兆。結核病已經卷土重來，為遏制艾滋病傳播而成立、向成人與兒童提供暴露前預防（PrEP）與抗病毒治療的艾滋病防治項目，正在面臨救命藥物斷供危機。蚊蟲依然是這顆星球上最致命的生物，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25年年初的備忘錄預測，若削減瘧疾防治資金，一年后全球或將激增1,500萬例新增病例。

在發達國家的政府紛紛削減對全球貧困人口和患病人口的援助之際，蓋茨能否憑借其基金會的2,000億美元資金力挽狂瀾？還是說國際援助浪潮的退卻終將讓這座慈善孤島陷入困境，在缺少更廣泛集體行動的情況下，再也無法實現其“挽救本可防范的生命損失”的崇高理想？

蓋茨本人首先承認自己并不知曉這個問題的答案。“這種不確定性直接關系著未來20年我們可以取得多少成果，這可能是目前最大的未知數。”他說，“過去和我們一起投身這項事業的那些伙伴是會像過去一樣慷慨奉獻，還是會轉向只關心自身事務，坐視數百萬人死亡而不顧？”

梅琳達·弗倫奇·蓋茨（Melinda French Gates）對《財富》雜志表示，如果后者成為現實，將會造成“毀滅性”后果，而且會“浪費大量資源”。“我們費盡心力建設了這些基礎設施，難道要白白放棄，任其自生自滅？”她問道，“如果公共部門退出這項事業，就將會留下永遠無法填上的缺口。絕對填不上……讓我徹夜難眠的是，維系我們組織的紐帶正在逐漸瓦解。”

在與比爾·蓋茨離婚三年之后，梅琳達離開了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該基金會后來更名為“蓋茨基金會”）。她表示，雖然沒有參與此次決策，但她清楚，花光蓋茨的巨額財富本來就是基金會的目標之一。梅琳達在今年2月告訴《財富》雜志，“現在把這項計劃公之于眾很了不起。”

盡管蓋茨基金會已經計劃在未來20年捐出巨額資金，但對全球眾多依賴其慷慨資助的組織來說，這個決定卻仍然像苦藥一般難以下咽。眼下，各大非營利組織正在艱難消化著這則消息，它們必須為蓋茨基金會的“退場”計劃做好準備。待到20年之期結束，誰能夠或誰愿意接下這副重擔？目前依舊沒有答案。

蓋茨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馬克·蘇斯曼（Mark Suzman）指出，未來20年，該基金會將對接棒者一事進行“審慎且負責任的規劃”。他說：“我們深信并期待，未來必將涌現出更具濟世情懷的新生代慈善力量——他們不僅會肩負起這項光榮的使命，更會將其視為值得傳承守護的事業。”

在2000年那狂飆突進的歲月里，全球化浪潮方興未艾，科技革命初見曙光。蓋茨夫婦初享為人父母之樂，也迎來了命運的空前饋贈——微軟公司以5,950億美元的市值登頂全球最具商業價值的企業，二人掌控的財富規模直沖云霄。于是二人攜手比爾的父親老比爾·蓋茨（Bill Gates Sr.），開始尋找值得解決的全球性難題。

梅琳達·蓋茨至今清晰記得，在美國華盛頓州雷德蒙市的比薩店“Big Time Pizza”餐廳樓上的那間辦公室，她曾經與基金會最早的兩名員工一同研讀數據，當時看著觸目驚心的圖表，她對傳染病在全球最貧困國家肆虐的嚴重程度有了深刻認識。那個年代，每天有1,500名5歲以下兒童因為瘧疾而喪生，2000年，結核病的致死人數達到350萬，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與亞洲部分地區的父母因為懼怕麻疹季奪走孩子的性命，導致他們甚至不敢為新生兒取名。

21世紀初的全球公共衛生事業雖然面臨著嚴峻形勢，但充滿著樂觀氣氛。當時，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就抗擊全球最致命疾病一事達成了跨黨派共識，美國國會對多項重大倡議提供了支持，例如2003年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設立的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聯合國的所有189個成員國也在2000年一致通過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誓言在全球范圍內降低孕產婦死亡率、消除貧困、遏制致命疾病的蔓延。

今年早些時候，梅琳達在位于美國華盛頓柯克蘭的辦公室感慨道：“回想我們這些年取得的成績，簡直如夢幻般令人難以置信。”疫苗是取得這些進步的核心。蓋茨基金會加碼資助輪狀病毒、肺炎等致命疾病疫苗的研發與分發，將接種覆蓋至全球最貧困國家的數百萬名未免疫兒童。該基金會還資助了首支瘧疾疫苗、新型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等新疫苗的研發工作，還為一種面向中低收入國家的兒童設計的“一針防多病創新組合疫苗”提供了支持。最近，該基金會資助的一項試驗證明，只需要一劑（而非兩劑到三劑）的HPV疫苗就可以為女性和女童提供有效防護。

蓋茨基金會的全球政策與倡導事務總裁加吉·戈什（Gargee Ghosh）回憶道，有一段時間，“各界對推進兒童免疫事業的熱情已經逐漸消退，無論是科研端，還是分發端，都毫無創新進展。然后突然間，這位來自西雅圖的富商（比爾·蓋茨）提出了這么一個問題：‘如果給你10億美元，你能夠做些什么？’……他給了我們追求宏偉目標、重構行業邏輯的自由。”

蓋茨夫婦還提出過其他一些他人鮮少提及的尖銳問題，比如為何在貧困國家會有數百萬名兒童死于富裕國家幾乎已經絕跡的疾病？答案是因為富裕國家的兒童接種了疫苗。那么貧困國家的兒童為何未曾接種相關的疫苗呢？因為窮國無力承擔接種疫苗所需要的費用。疫苗又為何如此昂貴呢？

問題在于疫苗制造商在貧困國家看不到市場前景。蓋茨夫婦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但需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全球性機構，把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的政府、慈善基金會、制藥公司和其他組織聯合起來。這些參與者必須達成復雜的合作協議，通過向制藥公司承諾進行長期、大批量的采購來換取更低的價格，從而把疫苗批量送達急需人群的手中。相關費用將由慈善基金會和較富裕國家承擔。

當時沒有人牽頭成立這樣一個機構，于是蓋茨夫婦主動擔起了召集各方的重任，牽頭成立了后來的非營利組織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于2000年開始運作，首批推廣的有六種疫苗，當時用的是玻璃注射器，而非如今普遍采用的自毀式可回縮注射器。據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統計，在蓋茨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該機構成立至今已經幫助78個貧困國家的逾11億名兒童完成了疫苗接種。該基金會的元老們將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稱為“我們歷時最久、規模最大且最成功的投資”。

從那時起至今，疫苗一直是蓋茨基金會拯救生命的首要工具，同時也印證了蓋茨的“以數據驅動行動、以最低成本實現最大社會效益”理念的可行性。

“這種感覺很好。”蓋茨在回憶這一頓悟時刻時說道，“只需要很少的投入，就可以實現拯救生命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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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蓋茨基金會的西雅圖總部，克里斯·埃利亞斯（Chris Elias）的轉角辦公室內，一張巨幅世界地圖鋪滿了整面墻壁，窗外正對著西雅圖的地標性建筑之一——太空針塔（Space Needle）。

這位蓋茨基金會的全球發展部總裁向《財富》雜志展示了數枚標記著全球最后幾十例活躍骨髓灰質炎病例的彩色圖釘，它們密集分布于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接壤的邊境地帶，那里不僅地處偏遠、交通閉塞，甚至不時還有醫務人員遇襲事件發生。

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倡議（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于1988年啟動，彼時，該疾病仍舊在125余個國家流行，平均每天有上千名兒童因為該病而導致癱瘓。在蓋茨基金會深度參與的多邊協作機制推動下，通過開展大規模疫苗接種行動，脊髓灰質炎的流行率已經降低了99%，非洲大陸的最后一例自然感染脊髓灰質炎病例于2016年出現在尼日利亞北部。

自1980年天花被根除以來，脊髓灰質炎就成了最接近被消滅的傳染病。今年全球僅報告了10例自然感染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新病例，而且該病毒目前僅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兩個國家流行。2024年，蓋茨基金會為“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倡議”提供了40%的資金支持，迄今為止已經投入超過62億美元。這種嚴重危害神經系統（影響大腦和脊髓，并且可能導致癱瘓）的毀滅性疾病即將被根除。“我的首要任務是幫助走完根除脊髓灰質炎的最后一公里。”同時擔任該倡議的脊髓灰質炎監督委員會主席的埃利亞斯表示，“我們正處于最后的沖刺階段。”

但跑步的人都知道，最后沖刺階段往往才是比賽中最難的部分。在根除脊髓灰質炎的戰斗中，跑好“最后一公里”意味著要在全球偏遠地區找出傳播中的零星病例。“問題在于，這些孩子們不在一起。”埃利亞斯解釋道，“如果他們都在一起，事情就簡單了。但我們要找的下一個孩子可能生活在貧民窟中。政府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或是混跡于流動人口、非正規定居點中，甚至可能身處戰火紛飛之地……怎么才能找到那些連疫苗長什么樣都沒有見過的孩子呢？”

在傳染病防控領域，“近乎根除”與“徹底根除”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即使只剩下1%的病例，也可能導致疫情死灰復燃。比爾·蓋茨對《財富》雜志表示，一定不能放松警惕。他解釋說：“一旦放松警惕，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疾病就會迅速反彈。在根除傳染病的戰斗中，只有‘清零’才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神奇數字。”

盡管受到有關疫苗的安全性與有效性的謠言影響，美國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麻疹、結核病等疫情有所抬頭，但蓋茨基金會當前工作的重點并不在此。埃利亞斯說：“雖然的確有部分群體對疫苗接種持猶豫或拒絕態度，但這只占到很小的比例，大多數兒童之所以未完成免疫接種，還是因為他們未被納入疫苗接種范圍，要么是不知道他們的存在，要么是不知道如何抵達他們所在的地區，要么是因為他們生活在沖突地區或政權崩潰的國家，這些地區往往只能依賴人道主義救援，缺乏體系化的公共衛生服務機構。”

該試驗性結核病疫苗（艾麗絲正在通過參與其III期臨床試驗來協助完成該疫苗的測試）的創新在西方國家鮮少引起關注，但如果能夠獲得批準，就將改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區的數百萬人的命運。在這些地區，繼續依靠1921年獲得批準的卡介苗（Bacille Calmette-Guérin vaccine）無法徹底解決現有問題，因為此種疫苗僅能預防兒童罹患重癥結核病，而且效力會隨時間衰減。活動性結核病患者依然必須接受包括六個月抗生素治療的漫長療程，并且過去75年來始終未有新療法面世，究其根本是因為這類療法在富裕國家沒有市場。

而這種正在接受測試的新型疫苗（采用M72重組蛋白配方的兩劑次接種方案）有望成為首支可以降低成人活動性結核病發病的疫苗。該疫苗由生物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獲得授權，該公司不僅提供了核心配方成分，還是臨床試驗的合作方。蓋茨醫學研究院（Gates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負責主導M72疫苗最后階段的臨床應用開發工作，并全額資助該試驗。

該疫苗有望根除這種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如影隨形、揮之不去的疾病。

“我們始終專注于解決當下而非未來的問題。”今年2月，蓋茨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馬克·蘇斯曼在位于西雅圖的雙翼結構總部大樓里，一邊帶領

《財富》雜志的團隊參觀，一邊解釋道。他特意介紹了展廳內的一件精心裝裱過的T恤衫——這件衣物原屬于已故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Tutu），其生前是反種族隔離與人權運動的標志性人物，同時也是推動抗擊艾滋病蔓延的關鍵倡導者之一。

蘇斯曼指出，蓋茨基金會之所以設定20年的硬性期限并計劃以超快速度推進25年前開啟的未竟事業，是因為該基金會認為，“我們必須牢牢把握住眼前可見的窗口機遇期。”

不過，未來抗擊結核病的征程仍然道阻且長。結核病從絕跡邊緣卷土重來的事例值得我們警醒。2024年，美國的新增病例數創下自20世紀50年代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建立國家監測系統以來的最高紀錄，并出現兩例死亡病例。未經治療的活動性結核患者每年平均能夠感染10人至15人。今年3月初，美國國際開發署的一名官員估計，若國際援助資金斷裂，全球結核病發病率一年內或將飆升30%。《一切皆結核》（Everything Is Tuberculosis）的作者約翰·格林（John Green）說：“這種防控體系的系統性倒退不啻為一場人為災難，因為我們本來可以根除結核病，或者至少能夠防止其蔓延到危害公共衛生的程度。”

格林教授指出，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實為美國政府政策的必然惡果。“由于我們取消了對結核病的投入，未來十年內或將有數百萬人因此而喪生。”他說，“只要美國本土對公共衛生的投入持續縮水、全球結核病防控資金持續匱乏，感染人數就注定會不斷增加。”格林直言不諱地稱，他不認為慈善機構可以填上政府撤資留下的缺口，“即便資金極為雄厚的慈善基金，也永遠無法替代政府在公共衛生領域的作用。”

一系列的全新挑戰正在紛至沓來。蓋茨基金會的氣候模型預測，到2050年，氣候變化將使全球新增4,000萬名營養不良的兒童。更嚴峻的問題是，隨著氣候持續變暖，攜帶瘧疾病毒的蚊群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高海拔地區繁衍擴散。“這些蚊群已經進化出適應城市生態的能力，需要我們引起極大注意。”比爾·蓋茨警告稱，“氣候變化將嚴重威脅人類健康。”

但蘇斯曼強調，困難不應該是我們停滯不前的理由。他認為，對全球衛生議程倡導者而言，當前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如何推動認知范式的轉變，改變“對進步可能缺乏信心”的思維。重塑信心將成為破局的關鍵，我們“要告訴全世界，要對能夠實現的目標保持樂觀態度，現在完全有機會加速相關工作，扭轉局勢惡化的勢頭。我們希望可以參與到這兩方面的工作之中，也希望能夠發揮建設性作用，讓藍圖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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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就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啟動撤銷美國國際開發署程序的同一周，南半球的姆貝奎尼正在經歷著酷暑90華氏度（約32.22攝氏度）的高溫炙烤。

提及“美國援助”這個話題，勾起了結核病疫苗臨床試驗的首席研究員莉茲·赫爾斯特倫（Lize Hellstr?m）博士的許多回憶。她清晰記得，在20世紀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南非尚未普及抗逆轉錄病毒治療（ART）藥物、自己想方設法治療艾滋病患者的那段歲月。“我們當時只能依靠‘話聊’來鼓勵患者堅定生的希望，只能反復告訴他們：‘藥物就要來了！你們一定要堅持住。’”赫爾斯特倫回憶道。她補充說，這些藥物最終在2004年得以普及，主要得益于美國的援助。

二十余載光陰流轉，如今面對這種結核病疫苗的臨床試驗，赫爾斯特倫博士再次被希望、恐懼與緊迫感交織的復雜情緒所縈繞。攸關生死存亡的挑戰絲毫未減，但突破性進展的曙光已然顯現。

我們絕對不能放棄希望，她說。與那些正在削減援助預算的海外決策者不同，她與患者的疾苦血肉相連。“扎根在這樣的社區，目睹著無處不在的貧困與困境，我們無法做到視而不見。”她強調，“我們不能一走了之。”

走訪過無數類似的醫療機構的蓋茨對此深有共鳴。在今年4月的一次專訪中，他沉思道：“這項工作的難點在于，多數人未能從人性的角度出發面對這些問題，如果你目睹過瘧疾病房里瀕死的孩童，看到過產后大出血瀕死的產婦，你肯定就會從靈魂深處深受觸動。”

“我們必須提升應對力度。”他說道，既像自我鞭策，又像在向《財富》雜志莊嚴宣示，“因為這項事業的價值所在——幫助他人，從未改變。我堅信我們一定會再次踏上前進的征程。這項事業的價值非凡，意義重大，創新動能之強不容小覷。因此，我必須加大倡導力度，努力吸引更多的慈善家加入進來。目前的確是多事之秋，但話說回來，不經歷挫折又怎么可以成就偉大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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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茨基金會，直面全球化時代的落幕

在蓋茨基金會成立25周年之際，消除貧困、抗擊可預防疾病的圖景與2000年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世紀之交正逢多邊主義的黃金歲月：冷戰鐵幕甫落，數字時代剛剛開啟，人們迫切希望把技術和醫療創新的成果推廣到全球的每個角落。當時人們相信，資本主義也能成為造福世界最貧困人群的積極力量。

那時，比爾·蓋茨及其當時的妻子梅琳達·弗倫奇·蓋茨深信，憑借創新理念、國際合作與巨額資金，許多世界性難題都可以得到解決，而持此信念者絕非少數。

2000年，聯合國宣布了以消除貧困和致命疾病為核心的千年發展目標，美國兩黨也罕見達成共識，共同推動抗擊艾滋病等傳染病的全球行動。蓋茨基金會的首席戰略官安庫爾·沃拉（Ankur Vora）回憶道：“那是一個團結協作、全力以赴的時代，整個世界考慮的都是如何消除當時的各種不公問題。”

如今，人們對“富裕國家及富人有責任幫助全球貧困人口解決問題”這一觀念的共識已經大幅減弱。—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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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悲劇性謎題：兒童與母親為何過早離世？

南非索韋托，一具1歲男嬰的遺體靜臥于光禿禿的檢查臺上，看起來嬌小又脆弱，回天乏術，令人心碎。室內光線昏暗，兩名研究人員正在按照標準化流程用針頭和拭子從男嬰的腦部、肺部、和肝臟提取組織樣本。在完成采樣后，工作人員把遺體緩緩抬入尸袋，準備妥善安葬。

男嬰悲痛欲絕的母親簽署了解剖同意書，該次解剖任務由蓋茨基金會資助的兒童健康與死亡預防監測網絡（Child Health and Mortality Prevention Surveillance）負責完成。縱觀全球，貧困兒童的夭折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舊是未被破解（甚至未被調查）的謎團。而兒童健康與死亡預防監測網絡的研究人員的使命就是認真對待每一起兒童死亡的悲劇，將其當作值得調查的事件，而非冰冷的統計數字。

蓋茨基金會對數據的執著追求使其能夠直擊癥結，提出各種尖銳問題。“20世紀90年代末，當我問及‘兒童到底因何死亡’時，只能得到一些粗略答案。”蓋茨回憶道，“如今，在豐富數據的支持下，我們對全球衛生事務已經有了十分深刻的認識，不再像過去那樣浮于表面。”

通過采用這種探究式的研究方法，蓋茨基金會收獲滿滿，還根據相關研究結果調整了自身的優先任務和戰略方向，包括提出了未來20年雄心勃勃的全球健康計劃。—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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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Feb

葛繼甫（Geoff Colvin）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