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儒程顥（明道）現(xiàn)存的兩篇重要文獻為《識仁篇》和《定性書》，其中，《定性書》為修養(yǎng)工夫之圣人境界描述，指出圣人之心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yīng)”。

何為“大公”，何為“順應(yīng)”？明道引《咸》卦加以解釋：《易》所說的“虛中無我”之意即指向“廓然而大公”，同時可以從“感而遂通”的道來理解“物來而順應(yīng)”。

《易經(jīng)》中所說的“虛”并非空無所有，而是指內(nèi)心要像鏡子一樣，能夠如實地反映萬事萬物，不夾雜個人的好惡偏私。“廓然而大公”正是形容這種虛懷若谷，公正無私的狀態(tài)。

“感”指的是感應(yīng)，也就是對外界事物產(chǎn)生反應(yīng)。“咸”有感應(yīng)的意思，唐代經(jīng)學(xué)家孔穎達說：“有感必應(yīng)，萬事皆通。”（《周易正義》）“物來而順應(yīng)”指的是，當外界事物到來時，可以自然地、不加抵抗地接受，并與之相通。這是一種順應(yīng)自然，不強求、不抗拒的態(tài)度。

程頤（伊川）分析說：“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系則害于感通，乃有悔也。圣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陽無不通、無不應(yīng)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伊川易傳·咸卦》）

人心之所以不能貞定，其原因就在于人有一己之私。所以宋代哲學(xué)家朱熹說：“廓然大公，只是除卻私意。”（《朱子語類·程子之書一》）這里的“自私”，并不是常說的“自私自利”之意，依照朱熹所言：“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疏不能應(yīng)物；又有一般人，溺于空虛不肯應(yīng)物，皆是自私。若能‘廓然而大公’，則上不陷于空寂，下不累于物欲，自能‘物來而順應(yīng)’。”由此來看，明道謂之“自私”者，是指人不能明白其與天地萬物一體之理，未能生出“虛中無我”的超越自我中心的想法。

當代哲學(xué)家勞思光先生指出，“大公”與“順應(yīng)”皆是在“合于理”上落實：“心不是要避開外物，而是要應(yīng)之以理——是所謂‘順應(yīng)’；而欲能使心常合于理以順應(yīng)萬物，則心必須超越個別形軀而成為‘公心’。”（《中國哲學(xué)史（第三卷上冊）》）恰如朱熹說：“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yīng)之。”（《朱子語類（六）》）

而踐行這種“順應(yīng)之理”的最大障礙，明道指為“用智”。這里所謂的“用智”，也非我們一般理解的運用智力或使用計謀，如上海交通大學(xué)特聘教授杜保瑞先生所言：“‘用智’部分就是在處世之際加了過多的人為造做，或者過度興奮、或者過度驚惶，大凡心思單純之人遇事即明，‘自然’對待，不加油添醋。”（《北宋儒學(xué)》）

簡單地說，“用智”即是“刻意”、“穿鑿附會”。明道引用孟子的話說：“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這句話見于《離婁下》，它的下文說：“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朱子注曰：“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wù)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因其自然之勢而導(dǎo)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孟子章句》）明道所批評的“智”，實乃穿鑿附會的“小智”、“私智”，而不是順理而行的“大智”。一個人如果能夠做到內(nèi)外兩忘，廓然大公，那么他在應(yīng)事之際就不可能“用智”。所以所謂“用智”，實際上是“自私”的結(jié)果。人因為自私，所以只能從自身的軀殼上起意，而不知天理的本然即是自然，如是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所謂“自然”，明道曾言：“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二程全書》卷十一）“明覺”為“自然”，即可以體會天理之運行，在不刻意安排的情況下，能夠?qū)ν馕飸?yīng)之以理，這就是“物來而順應(yīng)”之意。

圣人既不需要杜絕一切情感與欲望（棄物），又不會成為情感與欲望的奴隸（逐物），從而獲得了“定”：“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nèi)外。”（《定性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yīng)”也可以理解為“定”境界的兩大特點。

對“定”，明道又提出“兩忘”。“與其非外而是內(nèi)，不若內(nèi)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yīng)物之為累哉？”（《定性書》）朱熹亦同意“‘內(nèi)外兩忘’，是內(nèi)不自私，外不應(yīng)鑿。”（《朱子語類·程子之書一》）自私，即是有內(nèi)外之別，不懂得仁者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的道理。明道認為，一旦以物為外，以己為內(nèi)，由于外之感無窮，內(nèi)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定，不但動時不能定，就是靜時也未必可以定得下來。現(xiàn)代著名思想家唐君毅先生說得好：“在明道，則直由天地圣人之體萬物而無內(nèi)外，以言吾人之為學(xué)者，亦當以內(nèi)外兩忘為工夫，更不先是內(nèi)而非外，以直下至澄然無事，而定明之境。”（《中國哲學(xué)原論（原教篇）》）

《定性書》又說：“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圣人之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圣人的喜怒，不是由內(nèi)心的私欲、好惡所決定的，而是由客觀的外物和情勢所決定的。如果用自己私心驅(qū)動的喜怒，也就是由個人的私欲、好惡來判斷圣人的喜怒，那就是不正確的。因為私欲會蒙蔽人的雙眼，而圣人的喜怒合乎天道，是無私的。

明道以“怒時如何克制”作工夫指點說，人情易發(fā)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而學(xué)者之功夫，正是要在此怒中，體會本心之廓然大公以觀理之是非，如此則能夠忘其怒而不遷怒矣。若做到“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則始達“廓然而大公”的“定”之境界。

總之，對于物，古人持“圣人有情而無累”的態(tài)度，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明鏡在此，任物所照，物雖萬象紛紜，此鏡如如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