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精華。“經世”的內涵是“經國濟世”，強調有遠大抱負，志存高遠，胸懷天下，側重“形而上”；“致用”的內涵是“學用結合”，強調腳踏實地，注重實效，側重“形而下”。

早在南宋時期，湖湘學派就形成了知行并重的精神取向。胡安國以《春秋》為“經世大典”，提出治學的目的是“康濟時艱”；其子胡宏主張“以仁致用”，曾言：“圣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他進一步認為，圣人之道就是要“明體致用”，而這里的“用”，實為治國安邦得民的大“用”；張栻強調“知行并發”，在《岳麓書院記》中明確提出岳麓書院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傳道濟民之才。他還主張義利相關、相輔相成，指出“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突出關心國計民生的經濟之學。這些都深刻地影響了此后湖湘文化的發展方向，經世致用成為湖湘士人的精神底色。

到明末清初，曾經就讀于岳麓書院的大儒王夫之把這種思潮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王夫之既不滿于朱學末流沉溺于訓詁，更批評王陽明弟子“廢實學，崇空疏，蔑規矩，恣狂蕩”，堅持“明人道以為實學，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他非常注重行，一再強調“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也”，其對王陽明的知行關系的批評，也基于這一看法。按照王夫之的理解，知行關系具體表現為“相資為用”：“知行相資以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資以互用，則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為用，資于異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意思是，知與行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一方面，知對于行給予各種引導；另一方面，行又是知的具體落實，二者呈現動態作用的關系。

然而在這種知行的互動中，行具有優先性：“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也就是說，行可以包含知，知則無法包含行。這一理解與王陽明相對，王陽明認為知能夠兼容行的過程。對王夫之來說，“知之盡，則實踐之而已。實踐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順”。也就是說，知道了事物的道理之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實踐。這種實踐，是遵循內心本來的已經知曉的道理，從而在行動上做到順暢無礙。它體現了王夫之的知行觀：真知必然導向實踐，而實踐則是對知識的最終檢驗。

經世致用的第三個高潮發生在近代。首倡者陶澍不僅是一位推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名臣，也是一位力主經世致用的大學者。陶澍改漕運為海運，實行票鹽制度，是當時經濟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同時，他提倡“研經究史為致用之具”，主張“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

由于陶澍位高權重，他成為“湘系經世派”當之無愧的領袖，堪稱近代湖南人才興起的源頭。史家孟森曾說：“嘉、道以還，留心時事之士大夫，以湖南為最盛，政治學說亦倡導于湖南，所謂首倡《經世文編》之賀長齡，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學問為實行，尤為當時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清史講義》下冊）近代湖南經世派的主要人物，均與陶澍有著密切的關系，或為陶澍的親友，或為陶澍的幕僚，或為陶澍的下屬，例如賀長齡、賀熙齡兄弟、魏源、李星沅、黃冕、湯鵬、左宗棠、胡林翼等都團結在他的周圍，并多在他所管轄的兩江地區活動。

光緒初年，朝廷官僚中有一個喜歡品評人事、議論朝政，以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為首的小集團，他們多出身翰林，為言官，崇尚氣節，憎惡貪污，被稱為“清流黨”。“清流黨”諧音為“青牛黨”，“李鴻藻為青牛頭，張佩綸、張之洞為青牛角，陳寶琛為青牛鞭，王懿榮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其中，張佩綸、張之洞因為好強爭勝、恃才傲物，被稱為青牛的兩只角。光緒五年（1879年），二張品評人物時指出：“道光以來人才，當以陶文毅（澍）為第一。其源約分三派：講求吏事，考訂掌故，得之在上者則賀耦庚（長齡），在下則魏默深（源）諸子，而曾文正（國藩）總其成；綜核名實，堅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則徐）、蔣礪堂（攸铦）相國，而琦善竊其緒以自矜；以天下為己任，包羅萬象，則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直湊單微。而陶（澍）實黃河之昆侖、大江之岷也。”（張佩綸：《澗于日記》己卯下，刻本）

由此可見，當世士人中的佼佼者，都是以陶澍為“源”的各類人才中的一員。比如，賀長齡和魏源不僅參與了陶澍的改革實踐，而且編纂《皇朝經世文編》，其目的就是要通過此書改變乾嘉以來學者群趨考據一途的學風，讓經學和史學為解決日趨激化的政治社會問題服務。曾國藩在桐城派提出的“義理、考據、辭章”的基礎上，加上“經濟”二字，其中“經濟”是指“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通過制度突顯義理，“茍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為的是達到致用的目的。

第三個高潮當中，最重要的人是魏源。費正清、劉廣京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當中說：“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19世紀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他這個人不僅是一位經世致用論作者和今文學的擁護者，而且也是他當時社會所面臨的變化的一面鏡子……他給‘經世致用’下了一個含義廣泛的定義。”

魏源五十一歲才進士及第，長期充當地方督撫的幕僚，道光七年（1827年）入陶澍幕，經世才干得到發揮，成為海運、河工、鹽政、幣制改革、邊疆防務和地方吏治方面的專家。他繼承和發揚湘學重躬行的學風，反對離行之知。其工作的重要性不僅能夠從他興趣的廣泛上看出來，也可以從他活動的范圍中看出來。

魏源清醒地認識到，晚清的問題起源于中國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形勢，特別是外國的商業與軍事勢力出現在沿海，從而產生了貨幣與軍事危機；其經世致用思想的突出表現，就在于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響亮地喊出了中國人應該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口號。而湘學后來者曾國藩與左宗棠等倡導的洋務運動，則是將魏源的這一口號具體化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