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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來源：GUILLEM CASASúS

2025年12月3日，英偉達（Nvidia）的首席執行官黃仁勛（Jensen Huang）悄然步入白宮（White House）的橢圓形辦公室（Oval Office），與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舉行了一對一的閉門會晤。除二人外，再無旁人知曉這次會談的具體內容。事后，黃仁勛僅以雙方“泛泛討論了出口管制問題”輕描淡寫地帶過，特朗普團隊則三緘其口。但在短短五天后，特朗普就與英偉達聯合宣布了一項戲劇性的政策轉向：此前被定為重罪的對華出口英偉達旗艦芯片H200，不僅突然獲得許可，更被塑造成一項備受“歡迎”的新財源——美國政府將從每顆銷往中國的該型號芯片的銷售額中提取25%作為分成。

這筆交易深具特朗普烙印，可謂商界領袖洞察“特朗普2.0”時代商業法則的鮮活案例。在第二任期的首年，特朗普以超越美國歷任總統的激進方式，徹底重構了政商關系。開局之舉便是對數十個國家加征新關稅，沖擊了數百萬家大小企業的商業模式。而他的干預，遠不止于此。不妨以天空之舞傳媒（Skydance Media）在2025年8月收購派拉蒙影業（Paramount Pictures）的交易為例。這筆需要美國聯邦政府批準的并購案，最終因為派拉蒙同意支付1,600萬美元與特朗普達成訴訟和解才得以推進。當Netflix宣布擬收購華納兄弟（Warner Bros.）時，特朗普更是直言：“我會介入這項決策。”更有甚者，美國現任總統及其家人亦在加密貨幣、國防和芯片等政策主導型行業完成了多筆交易。

部分企業領袖，特別是科技界高管，對美國現任總統不吝盛贊。2025年9月，在特朗普于白宮主持的晚宴上，OpenAI的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當面表示：“感謝您如此堅定地支持商業與創新，這令人耳目一新。”據透露，奧爾特曼在非公開場合亦持相同觀點。蘋果（Apple）的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同樣呈上溢美之詞：“感謝您營造的有利環境，讓我們得以在美國進行重大投資并設立關鍵制造項目。”另有三位《財富》美國500強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一家跨國集團的全球董事長及某頭部新創企業負責人，分別向《財富》雜志表達了對白宮的積極評價，并提及美國現任總統專注傾聽會議討論、親自致電征詢意見等事例。這些商界領袖坦言，當前氛圍與美國前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的執政時期截然不同。其中一位高管指出：“能夠真切感受到他期待我們獲得成功。”

波音公司（Boeing）同樣是特朗普的堅定擁躉。在與企業領袖及各國元首會面時，特朗普總是不忘賣力推銷波音飛機。2025年11月，在美國現任總統視察波音位于南卡羅來納州的工廠期間，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凱利·奧特伯格（Kelly Ortberg）甚至向他頒發了一座頗具詼諧意味的“年度銷售之星”紀念獎杯。向來不懂謙虛為何物的特朗普在事后宣稱：“我估計自己賣出了上千架波音飛機。”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美國商界普遍對本屆政府推行的監管松綁政策表示贊賞。

然而，當企業領袖在匿名調查中發聲時，盡管經歷了一年的特朗普親商政策實踐，他們的整體信心似乎并未提振。根據《財富》雜志與德勤（Deloitte）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后隨即開展的首席執行官秋季調研，有61%的企業高管表示對其所處行業“感到樂觀或非常樂觀”。一年后，在特朗普治下，這一比例下降至47%；而持悲觀或非常悲觀態度的受訪者比例卻從10%翻倍至22%。作為總統標志性的經濟政策創新之一，關稅問題成為企業家們最為擔憂的焦點——78%的受訪者認為，這對美國競爭力而言“風險遠大于收益”。

為何會出現這種認知反差？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國現任總統的領導風格。盡管執政僅滿一年，但其行事風格已經顯現出三大鮮明特質：首要特征是對一對一交易的癡迷；其次是精心運籌的不可預測性；最后則是熱衷于鎖定交易框架而疏于深究細則的傾向。政治從來離不開利益交換，但特朗普對交易的專注程度堪稱獨樹一幟。無論是處理雙邊關系、解決具體問題，還是實現政治訴求，他總能從中發現交易契機，并樂此不疲。

一位在房地產領域里與特朗普相交共事多年的人士指出：“所有熟悉他的人近乎異口同聲地傳遞著相同的信息——他運用的仍然是那套嫻熟的手段，只是如今將其悉數施展于政治舞臺罷了。”

即便在今年1月初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被捕后舉行的白宮記者會上——這堪稱特朗普迄今為止最出人意料的政治行動——他依然不忘談及自己為結束俄烏戰爭所做的種種斡旋，并以標志性話語作結：“萬事皆可談判。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大交易。”

這種特質根植于特朗普的血脈之中。作為家族房地產事業的第三代傳人，他自幼便浸淫于此。特朗普集團（The Trump Organization）與《財富》美國500強企業截然不同：作為私有企業，該集團無需向成千上萬的股東負責；雖然員工數以千計，但決策權卻高度集中于極少數人。據一位與特朗普共事多年的人士估計，其位于紐約特朗普大廈（Trump Tower）的總部規模極小，可能僅有約40人。公司的核心業務始終圍繞房地產的建造、收購、銷售、租賃以及特朗普品牌授權展開，而所有這些活動的本質，皆是交易談判。

那么，為何特朗普對交易的癡迷在其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會顯得如此具有顛覆性——令支持者熱血沸騰，卻使反對者坐立難安？

首先，過去十多年以來，民眾對美國聯邦政府的信任度始終徘徊在歷史低谷——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美國政府已經喪失有效推進積極變革的能力。黨派僵局之下，任何有意義的改革法案即便可以通過，也往往需要耗時數月；而要通過法規將其落實，更是曠日持久。在這種令人窒息的氛圍中，特朗普式的交易則帶來一種耳目一新、無拘無束的快感：只需要一次一小時的單獨會面，一次握手，就可以一錘定音。（或許并非偶然，科技創投圈的許多人都對特朗普頗有好感，認為他正是那種“快速行動、打破陳規”的行動派。）

同樣重要的是，與許多法律法規不同，交易往往能夠為至少一方帶來可量化的實際利益（毋庸贅言，特朗普始終致力于成為獲利的那一方）。在經貿領域，特朗普政府屢次帶著值得發推炫耀的投資回報離開談判桌——無論是每月300億美元的關稅進賬、蘋果公司千億美元規模的新建工廠投資，還是獲得英特爾（Intel）10%的戰略股權。

在聯邦債務問題引發兩黨普遍憂慮的當下，此類財政收入公告總能獲得良好反響。這不僅引起那些必須恪守財務紀律的企業領袖的強烈共鳴——他們一直期望政府也可以展現出同等的財政管理能力——更在特朗普的藍領政治基本盤中產生了特殊的分量。特朗普精準捕捉到這些選民深埋心底的信念：跨國公司和貿易伙伴用不公平手段剝奪了他們實現繁榮的機會。因此，每當美國現任總統宣布與外國貿易伙伴或大型企業達成有利協議，尤其當協議包含對美國投資數十億美元的承諾時，對支持者來說這仿佛是一種遲來的“回報”。

毫無疑問，特朗普的政策正在將美國聯邦政府與商業引向前所未有的軌道。如同他多年來一貫的行事風格，他正在以推土機般的姿態碾壓法律與文化規范，毫無顧忌地威脅或懲罰批評者，對那些惠及其金主和家族商業利益的政策爭議更是置若罔聞。而當前局勢之所以更顯詭譎且危機四伏，是因為在特朗普執政近一年后，人們仍然難以判斷這種“破局之道”是否真正奏效——亦或能否持續運轉。

白宮拒絕安排特朗普接受采訪，但發言人庫什·德賽（Kush Desai）通過聲明回應稱：“華盛頓當局長期以來對主流共識教條的盲目追隨，是導致美國人民與美國被甩在后面的根本原因。看看那些失衡的自由貿易協定就一目了然——此類協定縱容外國違規操作，重創了美國工業根基。本屆政府一方面推行切實有效的自由市場政策，例如快速撤銷管制、落實《大而美法案》（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的減稅舉措，另一方面著力糾正那些未能保障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的‘美國最后’政策。”

要理解特朗普這套前無古人的執政之道，就必須剖析他親口揭示的自我認知。在2019年接受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采訪時，他毫不諱言：“我這一生，就是交易的一生。我達成了無數不可思議的交易——從微末起步，成就偉業。這就是我的本事。”早在2015年的著作《殘障美國：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中，他就已經點明自己行事風格的精髓：“我不愿意讓人摸清我的路數，更不想被看透心思。我享受不可預測的感覺——這讓對手永遠站不穩腳跟。”這些彼此纏繞、互為表里的信條，猶如一束強光，照見了特朗普總統任期內絕大多數行動的底層邏輯。

特朗普有一個對商界至關重要，卻明顯有悖于常規政府運作模式的習慣：他喜歡親自下場，與單個公司直接打交道。輝瑞（Pfizer）的首席執行官艾伯樂（Albert Bourla）回憶道，在特朗普首個任期輝瑞研發新冠疫苗期間，雙方保持著高頻度溝通。“他每周都會親自來電，從未間斷。”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后，雙方重啟對話。艾伯樂坦言：“他立場強硬，明確表示無法容忍其他國家的藥品定價低于美國市場。我最終意識到，達成協議是唯一出路。”這場談判僅耗時十天便塵埃落定，輝瑞由此成為九家與美國政府簽訂藥品降價協議的制藥企業之一。

這類對話往往像是企業領袖之間的平等磋商——正是這種人際互動促成了無數商業交易。“英偉達的交易再次證明，他將政府視為自家企業。”曾經參與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與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總統競選團隊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員杰西卡·里德爾（Jessica Riedl）分析道，“他更關注如何擴張自己的權力體系，而非專注于公共政策或尋求對經濟最有利的解決方案。他將這些交易視作充實聯邦政府財力的途徑，仿佛政府就是一個商業實體。在如何理解總統這份工作上，他走的是一條迥異于所有前任的獨特路數。”

特朗普正在運用的政策工具，究竟能否化解美國最根本的難題，目前尚未可知。比如，他提議大幅擴充國防預算，同時聲稱激進的貿易政策將為此提供資金。關稅確實帶來可觀的財政收入——僅落地半年后，就將2025財年的預算赤字縮減了約10%。然而，無黨派機構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指出，展望未來十年，關稅收入遠不足以匹配特朗普所規劃的國防預算增幅，政府債務仍將沿著不可持續的道路持續攀升。

特朗普2.0時代所開拓的新疆域，正在催生出一系列重大而詭異的新議題。典型例證便是英偉達的協議：該公司需要將其對華銷售H200芯片收入的25%上繳美國財政部。美國憲法明文禁止對出口商品征收“任何稅收或關稅”，此項協議顯然有違憲之嫌。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榮譽退休法學教授、憲法出口條款專家埃里克·詹森（Erik Jensen）對《財富》雜志表示，此事毫無回旋余地：“出口條款是絕對禁令，而非指導原則。”[對于要求解釋25%費用具體執行方式的問詢，美國商務部（U.S. Commerce Department）未予回應。]

可誰會在意呢？“誰有資格在法庭上挑戰這項收費？”詹森教授詰問道。他隨即指出英偉達顯然不會這樣做：“對于這筆交易，英偉達似乎樂見其成。”

在某些交易中，特朗普的真實意圖令人費解。“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交易是實現目標的手段。”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前主任、中右翼政策倡導組織美國行動論壇（American Action Forum）的現任主席道格拉斯·霍爾茨-埃金（Douglas Holtz-Eakin）指出，“但許多案例給我的感覺是—對美國現任總統來說，交易本身就是目的。達成交易的過程本身，就足以讓他心滿意足。”

以日本制鐵集團（Nippon Steel）收購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一案為例。這筆交易曾經遭到拜登政府否決，部分原因是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nited Steelworkers Union）對此強烈抵制。特朗普最初也持反對態度，但在2025年6月，其立場發生轉變——前提是所有相關方必須接受一項特殊條款：美國政府無需注資，他及未來的總統即可獲得對該公司的超級秘密控制權，即所謂的“黃金股”。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披露，這類秘密權力涵蓋對所有獨立董事人選的絕對任免權，以及對公司辦公與生產設施選址的一票否決權。白宮辯解稱，此舉旨在維護“國家與經濟安全”，但政府實則早已擁有多種能夠實現該目標的政策工具。也就是說，特朗普本來無需達成這筆交易，但他依然執意為之。

2025年，美國政府通過直接收購股權或認購期權的方式，一舉涉足九家企業，聯邦政府對企業所有權的介入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經濟學家歷來對此類安排持批評態度：這不僅會將企業暴露于政治偏袒與干預壓力之下，更會在企業發展不力時，將納稅人置于直接的財務風險之中。

尚不清楚何種收益可以平衡這些代價。舉例而言，美國政府在2025年與加利福尼亞州的稀土開采企業MP Materials簽訂了一份為期十年的優先采購協議，承諾包銷其全部稀土磁鐵產量。然而美國政府同時還斥資4億美元收購其多數股權——此舉目的何在？“通過采購合同，我們已經獲得了所需要的稀土資源。”霍爾茨-埃金指出，“我不理解控股能夠帶來什么額外價值。但這屆美國政府的行事邏輯似乎總是離不開‘掌握股權’這一模式。”

然而，這種股權滲透趨勢可能正在催生出一種全新的政商關系范式——美國政府試圖在推行產業政策時，同步實現可量化的投資回報率（ROI）。在特朗普與英特爾的首席執行官陳立武（Lip-Bu Tan）達成股權收購協議后，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的主任凱文·哈西特（Kevin Hasset）明確表示：“相信后續還會出現更多類似交易。”一套清晰的指導戰略始終未曾浮出水面——或許股權控制本身就是戰略內核。“這本質上是對控制權的追逐，旨在從這些企業中獲取更高比例的收益。”里德爾指出，“這正是典型的商人思維，完全符合他們在商業談判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邏輯。”

特朗普偏愛一對一當面談判的風格，同樣貫穿于他和政府領導人的互動之中。回想那些曾經與他單獨會晤的國家元首——無論是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南非總統馬塔梅拉·西里爾·拉馬福薩（Matamela Cyril Ramaphosa）、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會面，還是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在阿拉斯加的交談，這些場合有時僅有一名助手在場，有時甚至全然不帶隨行人員。然而，對一位總統來說，這種單線對話模式經常會顯得局促：大多數政策轉向的實現，終究需要多方參與者的協同。

不妨以特朗普迄今為止最具雄心的政策工程——重構美國關稅體系——為例。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級研究員愛德華·奧爾登（Edward Alden）指出，關稅談判“歷來是涉及多國與多重利益的區域性或多邊復雜博弈。”但這絕非特朗普所擅長的那種交易。奧爾登分析道：“絕大多數的商業往來在本質上是雙邊的，這是他感到游刃有余的領域。”如今，在其第二任期內，“特朗普正在竭力將每場國際談判都簡化為雙邊交易。”

特朗普在2025年4月公布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關稅清單涉及185個國家。其中絕大多數國家——除中國這一重要例外——經過談判后，僅對關稅條款做了微幅調整；但美國的談判路徑始終是與各國逐一對接，而不是與區域貿易集團進行整體協商。即便是修訂《美墨加協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這樣的三邊協議，特朗普迄今為止仍然選擇分別會見墨西哥與加拿大的領導人，而非舉行三方共同會談。

在關稅之外的廣闊國際關系領域，本屆美國政府的行事作風如出一轍。奧爾登分析道，以解決烏克蘭與俄羅斯戰爭為例，特朗普既未嘗試與歐洲國家協作，亦未將俄烏雙方召集到美國主導的談判桌前——這些本來是美國在不同歷史情景下慣用的斡旋策略。他其實是在嘗試與沖突雙方分別達成交易。但這種方式至今尚未取得進展，盡管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曾經承諾將在24小時內結束俄烏戰爭。

在其他國際舞臺上，特朗普正將其鐘愛的“故布疑陣”策略，施加于美國最重要的全球關系之中。今年1月在委內瑞拉動用壓倒性軍事力量，便是最引人注目的行動（總統當然將此行動包裝為一項“有投資回報率”的項目——美國政府將在全球市場銷售委內瑞拉的石油）。奧爾登評價道，這種交易思維在國際關系領域“始終存在，但以往僅是外交手段的一部分。而他幾乎將其變成了全部。”

在交易手腕之外，特朗普在行政管理層面的表現究竟如何？最顯著的例證莫過于他發起的那場高調而混亂的行政機構精簡運動。單從數據來看，特朗普似乎是成功的：美國聯邦政府的雇員人數較其就職時減少了約27萬。然而，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顯示，許多裁撤了數百名乃至數千名員工的機構正在重新招兵買馬：政府部門正在各大招聘網站發布數以千計的職位，同時，數百起因為解雇和機構裁撤而引發的訴訟正在法院緩慢推進。曾經由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領導、負責此項精簡計劃的美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也已經不再作為一個統一的實體存在。

總體而言，有一點很明確：這位酷愛交易的總統并不受多數選民歡迎。《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2025年10月的民調顯示，高達63%的受訪者對特朗普“處理聯邦政府事務的方式”持否定態度。其支持率在執政首年的下滑速度與幅度，遠超近代美國歷任總統的同期表現。

特朗普終生奉行的三重行動模式——精于一對一交易、保持不可預測性、在他人斟酌細節時強勢推進——曾經助他功成名就：他既坐擁巨額財富，又登上了美國總統的寶座。但曾經任職于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政治學家彼得·菲弗（Peter Feaver）指出，特朗普的這套模式或許并不足以應對全球最富裕國家權力巔峰所面臨的終極挑戰。“當難題要求總統打破陳規、發他人未發之聲、提他人未提之議時——這正是特朗普的長項。”菲弗分析道，“但若解決之道在于協同多方伙伴、凝聚自愿同盟，并具備推演棋局后續兩步、三步乃至四步的深謀遠慮，他就顯得步履維艱了。”

例如，再頻繁的一對一談判，也無法扭轉美國國債增速超越經濟增速的困境。作為美國政府最大的支出項，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所依托的信托基金預計將在2033年徹底枯竭。回溯20世紀80年代，一個由15人組成的跨黨派委員會就一系列技術性改革達成共識，成功挽救了社會保障體系。整個過程緩慢而平淡，充斥著錙銖必較的妥協。這與其說是交易，不如說是治理。

過去一年的執政實踐還表明，特朗普的政治遺產可能出乎意料地短暫。他視立法程序為冗長負擔，轉而依賴數以百計的行政命令來推行政策，但這些政令隨時可能被繼任者撤銷。他與英偉達的黃仁勛等商界領袖達成的諸多一對一交易，其實質內容可能在其離任后迅速蒸發。與各國領導人達成的協議同樣難以存續，因為這些安排并非經總統簽署、參議院批準的國際條約，缺乏持久的法律效力。

2017年，特朗普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未曾涉足任何帶薪公職領域（包括軍職）的總統。商業運營，才是他真正的經驗領域。但正如曾經擔任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時期美國國務院（U.S. State Department）的首席經濟學家、現任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員的海蒂·克雷博-雷迪克（Heidi Crebo-Rediker）所言：“治理國家終究不是經商營利。即便特朗普試圖以經營企業的方式管理國家，總統的職責也遠非首席執行官的角色可比。”

身為全球最具知名度的“總裁統帥”，唐納德·特朗普顯然對此不以為然。誠然，要化解美國面臨的復雜財政和經濟挑戰，將更多的商業智慧與戰略思維注入政府治理，或許可以成為重要助力。然而，美國總統的職責在本質上有別于首席執行官：其權力受憲法約束、需經選舉授權，并向由535名議員組成的“董事會”負責，更肩負著為最廣泛利益相關方——全體美國公民——創造福祉的使命。正是商業邏輯與公共治理之間的這種永恒博弈，在歷史長河中反而成就了這個國家的韌性與繁榮。

核心結論是：卓越的首席執行官足以成為美國的英雄，但歷史是否會將同等的殊榮，授予那些以營商之道治國的總統，卻依然是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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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線

九項非常規交易

特朗普政府以史無前例的角色與企業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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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日

關稅政策

特朗普對57個國家實施“對等關稅”，每項關稅均被定位為談判的起始要價。此后，多個國家相繼達成協議。然而，這種一對一談判機制迥異于過去80年通行的多邊體系，正在給全球企業和經濟秩序帶來前所未有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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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3日

美國鋼鐵公司“黃金股”

作為批準日本制鐵集團收購美國鋼鐵的條件，特朗普要求美國政府獲得對該公司的多項控制權，包括對所有獨立董事人選的絕對任免權，以及對公司辦公與生產設施選址的一票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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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0日

MP Materials

美國以4億美元收購MP Materials公司控股權，同時簽訂為期十年的獨家采購協議，承諾包銷該公司全部稀土磁鐵產量。此次股權投資的具體戰略考量尚未對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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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4日

英偉達（第一階段）

特朗普政府撤銷對華銷售英偉達H20芯片的禁令，作為交換條件，英偉達需要將相關收入的15%上繳美國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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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3日

哥倫比亞大學

特朗普政府通過一項史無前例的多條款協議，恢復向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撥付此前被取消的4億美元聯邦科研經費。根據協議條款，該校必須向聯邦政府提供所有申請者的細分數據，包括種族、“膚色”、平均績點（GPA）及標準化考試成績。此后，另有數所高校達成類似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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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6日

蘋果公司

與特朗普共同出席的公開活動時，蘋果的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宣布，將在未來四年向美國追加1,000億美元投資；作為回應，特朗普宣布豁免蘋果公司一項原定的進口芯片關稅——該關稅若實施，將導致iPhone在美國的售價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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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2日

英特爾

英特爾以向美國政府出讓9.9%股權為條件，換取89億美元資金。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這筆資金或許本就應當支付給英特爾。此交易的特別之處在于，英特爾當時既未陷入緊急困境，也未對宏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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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8日

英偉達（第二階段）

特朗普政府撤銷了向中國銷售高性能英偉達H200芯片的禁令；作為交換，英偉達必須將相關銷售收入的25%上繳美國政府。這兩項涉及英偉達的交易均不同尋常，因為基于出口向美國政府支付款項的做法涉嫌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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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9日

制藥企業

九家制藥公司與特朗普政府達成一系列旨在降低藥價的協議。此舉的特殊性在于：特朗普與每家公司分別進行談判，且協議具體條款至今未曾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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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德勤首席執行官調研

對所在行業持樂觀或非常樂觀態度

61%

[2024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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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025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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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在行業持悲觀或非常悲觀態度

10%

[2024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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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5年秋季]

譯者：任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