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6.8個百分點，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最低的季度增速，也是40多年來唯一的季度負增長。因而，難免讓不少國人對我國經濟增速憂心忡忡。

對于這種展望，本文認為IMF對“后疫情”中國經濟的預測是錯的。之所以說預測錯誤，理由很簡單，因為這種預測僅僅建立在“靜態”之上,而非建立在“動態”之上。換言之，IMF僅僅將現有的中國經濟趨勢投射到未來的某一個時間節點上。對經濟增長的預測，倘若僅僅建立在“靜態”之上，其實無甚意義，一定要建立在“動態”之上方有現實的價值。

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沖擊究竟有多大？

先讓我們看一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究竟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現在國內的輿論界基本分為兩派：一派普遍夸大此次疫情的負面效應，甚至不乏有想借機唱衰中國經濟走勢之不良用心；另一派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基本論調是“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大的影響”、“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將不會受損”等。

而本文的觀點則介于這兩者之間，既非唱衰中國經濟，也非盲目樂觀。理由如下：一、此次疫情將對中國經濟造成較大的沖擊，估計會對2020年的GDP年增速下拉兩個百分點左右；二、但只要決策者充分意識到此次疫情負面效應的嚴重性，并及時出臺“重拳”之策，2020年GDP增速“保5”（5個百分點）是可以實現的。

那么，為何此次疫情將對2020年中國GDP增速下拉兩個百分點左右呢？按照世界上歷次大規模的類似“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的統計，事件一般對該國GDP增速的影響是-1%左右。當然這里指的是假設這個國家不采取任何應對措施的情況下，即本文開頭所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靜態”預測。

然而，現在不少人都將此次“新冠”疫情與2003年的“非典”加以比較，認為由于“非典”對中國當年經濟的影響不大，所以今年的“新冠”也不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大的影響。這種觀點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究竟“非典”影響了當年中國GDP的幾個百分點？我們知道2003年“非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時間段主要位于第二季度，而當年四個季度我國的GDP增速分別為11.1%、9.1%、10%和10%。由此可見，第二季度的GDP增速比第一和第三季度分別低2.0和0.9個百分點，即平均增速約低1.5個百分點。如果粗略地將1.5%視為“非典”的短期負面效應值，那么加上對第三和第四季度的負面影響，-1.3%的全年效應只會多不會少。

關于此次新冠疫情對2020年我國GDP的影響，經過計算估計約為-2%。一則，新冠病毒的R值高達近3（2.90和2.92），表明平均每個新冠病毒攜帶者要傳染近三個人，遠高于“非典”R值的1.77和1.85。二則，“非典”當時受影響最為嚴重的是廣東和北京，而“新冠”受影響最為嚴重的是湖北、浙江、廣東；范圍比前者要廣，尤其是長三角也被涵蓋了進去。換言之，中國當今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此次均遭“淪陷”。三則，坦誠地講，中國的經貿環境已經不如從前，尤其是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盡管中美第一階段協定的簽署對中國的外貿形勢有所緩和，但中國的整體外貿環境依舊不容樂觀。

當下GDP年增速至少要達到多少？

與十七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國，不但GDP的構成權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第三產業已經上升了22個百分點，而且最為關鍵的是當年的中國經濟正處在飛速增長期，即我們常說的“10個百分點的GDP增速我們都覺得慢”的時代；而如今我國的經濟總量是當年的854.7%，GDP總體增速放緩是自然規律，最近幾年國家從“保7”（7個百分點）到“保6”（6個百分點）即是明證。

如此這般，在GDP高速增長的時代并不明顯的一兩個百分點，到了穩步增長（即官方稱之為的“中高速增長”）期的今天就會頗為明顯。按可比價格計算，2019年GDP比2018年增長了6.1%。假設還是按照去年的6.1%計算，2.0%的負面效應值在2020年全年GDP增速中的占比高達近三分之一。

在此，本文認為GDP“保6”應為我國這幾年的國策。一個原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剛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階段，尚處于需要高增速的發展層面。另一個原由是，坦誠地講，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的四十多年中，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拘于各種現實條件所限，我國在政治改革上的步伐要慢一些。另外，在社會保障等民生方面尚有不少的欠缺之處。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確保國家經濟的相對快速增長，才能讓人“忽視”未能及時改革的欠缺領域，進而可以起到確保整個社會和諧穩定之功效。

那么，我國民眾這幾年對GDP年均增速的心理“臨界點”究竟是多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文認為是6個百分點。換言之，在沒有疫情的常規狀態下，一旦2020年的GDP增速低于6個百分點，中國社會極有可能出現不穩定因素。鑒于今年“新冠”疫情這個“天災”，可以將民眾對今年GDP增速的心理“臨界點”略微下調至5%。

當然，本文在此并非建議政府采取“鴕鳥政策”，而是在經濟增速與深度改革姑且難以兼顧的情況下，快速的經濟增長是確保社會的整體穩定并為日后開展政治及民生改革做好鋪墊的良策。

究竟該如何應對疫情對經濟的沖擊？

那么，我們該如何應對此次疫情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沖擊呢？常規的財政支持政策例如減免稅收、增加貸款、延遲還貸等，以及具體的外貿支持和就業扶持等政策，還有效仿歐美國家直接給民眾發放“普遍收入”的普惠制做法，和現在大談特談的“新基建”拉動之策，都已有諸多論述，就不在此贅述。本文謹提出如下兩點建言，即盡快松綁以“高端商品房”為代表的房地產市場，并加大以“城市地下綜合管廊”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建設。

1. 盡快松綁房地產市場，尤其是“高端商品房”市場

當前，不少人對樓市的認識有所偏差，總以為樓市放開就會亂。其實，我們稱之為的房地產，可以分為“商品房”、“經適房”和“保障房”等類型。國家只要掌控好“保障房”、“經適房”和“中低端商品房”，以確保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可售亦可租）。至于“高端商品房”市場，完全可以放開，至少能夠在更大程度上加以松綁。

理由也很簡單：能夠購買得起高端商品房的人，多為經濟實力雄厚者，而且多為擁有多套住宅者。既然如此，高端商品房就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交由市場來決定，而無需依舊由政府（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事無巨細地操控。這個時候交由“無形之手”來做，遠比捏在“有形之手”中要強許多。

盡快松綁高端商品房市場，能很快實現“貨幣回籠”的目標。回籠貨幣數量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在當今之中國，除了房地產別無他選。而本文之所以強烈建言動用“高端商品房”這個工具，是因為新冠疫情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失，亟需用資金來彌補；而彌補又不能完全依靠新印貨幣，那樣會造成更大的通脹（去年下半年部分產品的漲價幅度已高）。換言之，其實在國家內有新冠疫情、外有貿易戰之際，政府決策者能夠選擇的工具其實并不多，而房地產尤其是高端商品房市場，是其中一個現實的、有效的和快速的政策工具。

2. 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

除了樓市，另一個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是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新冠疫情之后，國家將亟需大型項目來拉動經濟，包括創造就業、上下游的產業鏈激活、稅收等。

而在大型的基建中，“高鐵時代”基本已經過去，之前幾十年的快速建設給高鐵需求空缺留得并不多了；機場建設的狀況，也基本類似。而前些年此起彼伏的各類“工業開發區”、“創業園”、“自貿區”、“免稅區”等項目，收效也是褒貶不一。不少十幾年乃至幾十年前開工的項目，依舊在“爛尾”之中。而當下熱議的“新基建”尚處于探索階段，不可孤注一擲。所以縱觀各個行業，還是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項目具有大的潛力。

尤其是城市地下綜合管廊項目的造價，平均在2-3億元/公里。例如一個城市20公里的管廊項目，按均價2.5億元/公里計，該項目的造價就已經達50億元。一萬億元，也只需2,000多公里的管廊即可。2,000多公里的管廊是什么概念？例如法國的首都巴黎這個比北京小的城市，都已經建有2,000多公里的管廊。可見我們國家在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上的潛力有多大。

當然，無論是快速放開我國的高端商品房市場，抑或加大城市地下綜合管廊的建設，盡管對今年乃至之后數年我國的GDP增速確保有加，但畢竟只是“增長經濟學”中的兩個單一經濟增長變量。如同任何“猛藥”一樣，本文建言的兩大政策工具，也只是在當下國內發生疫情和國外貿易壁壘等不利局勢下的救急之策。其副作用自然也存在，而對這兩大政策工具副作用的有效預防與實時應對能否成功，才是這兩大工具最終能否實現利大于弊的關鍵所在。（財富中文網）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財富中文網立場。

本文作者趙永升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金融學）教授，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法國全法中國法律與經濟協會副會長，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