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美國人已經習慣聽到我們國家如何“極化”的說法，即民主黨和共和黨如何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各自在自己的“回聲室”懷抱著偏見或是“動機性推理”。專家學者們多年來也在陳述這個概念，次數之多讓人聽得不勝其煩。

然而真相或許比我們想象的更糟，而且極化現象并未完全反映出我們在屏幕上看到的黨派仇恨。

一篇新論文指出，能夠最貼切地描述美國政黨沖突的術語是“政治宗派主義”，即政治團體基于道德認同而非共同理念或政策偏好結盟的傾向。

這篇論文的作者包括伊萊·芬克爾和辛西婭·王，兩人皆為凱洛格學院教授；詹姆斯·德魯克曼和瑪麗·麥格拉斯，兩人是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教授，以及其他11名來自不同學科的人。這些作者原本均計劃參加一個由凱洛格學院的糾紛解決與研究中心和美國西北大學的政策研究學院舉辦的會議，不料發生新冠肺炎疫情，于是這些作者改而將他們的觀點集中寫成了一篇論文。

“原因不僅僅是人們只信任或只認同他們自己這一方。”該中心的主任辛西婭·王說。“而是人們輕視另一方，視其為‘非我族類’并且更加不道德，這是一種存在威脅。這種群體外仇恨情緒的升高讓我們相當震驚。”

有人可能稱此現象為“部落主義”。不過部落主義是基于親屬關系的隱喻。作者認為，更適當的隱喻可能是幾近分裂的鴻溝，在歷史上分裂宗教派別，例如將遜尼派從什葉派分開，或是把新教從天主教分離。于是“宗派主義”一詞應運而生。

重點不在于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所信奉的理念是否源自宗教，而在于美國現今政治認同的作用就仿佛是一種宗教認同。“對方不僅是錯的，而且是邪惡的。我們這一方不夠純潔的人都是叛教者。”芬克爾說道。

這個重要概念來自于多項橫跨不同學科、框架和結構的研究，而它們也都各有自己強調的主張與研究結果。

“從實際意義上講，極化不是問題所在。”芬克爾說。“政黨之間清楚而且明確表達分歧是一件好事情。問題在于美國人對于對方政黨的仇視心理更多時候是基于像宗教一樣的社會認同感，而不是基于關于政策的實際分歧。”

“有毒的雞尾酒”

研究人員認為，政治宗派主義有三個核心要素。第一個要素是“非我族類”，亦即將對手視為在本質上與自己不同或異類的傾向。第二個要素是“厭惡”，亦即對于對方懷有強烈的憎惡感和不信任感。第三個要素是“道德化”，亦即認為政治對手奸佞邪惡甚至是犯罪份子。

“這三者的結合使得政治宗派主義的腐蝕性相當強。”辛西婭·王說。“每一個因素各自具有負面影響，但當三項并存時，就會產生有毒的政治宗派主義雞尾酒。”

例如，兩個意識形態對立的黨派在基于信任的基礎上或許仍然可以通過妥協或勸說來解決雙方的政策分歧。但如果各方都將對方視為道德威脅，那就完全不同了。“現在變成零和游戲。”妥協似乎成了叛教，辛西婭·王說道。

美國政治的分裂當然不是新鮮事，不過也不總是壞事。一個健全的民主需要經常對各種想法提出質疑，同時兩黨制有時可能會掩蓋深層的社會不平等。例如，在19世紀70年代，政治上的妥協剝奪了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投票權。在1950年，一些政治學家擔心美國極化的程度還不夠，認為政治過于地方化，因此主張一個立場和國家綱領相左的兩黨制度能夠更好地為選民服務。

但最近的研究顯示，黨派外仇恨現在已經超過了群體內的團結。此外，現今美國人的投票行為，出于蔑視對方比出于支持己方所產生的投票動力更強烈。

三十年戰爭

對此感到厭倦的公民或許會問：我們的政治怎么會變得這么有毒？是否有可能將過去四年解釋為偏離正軌？

遺憾的是，研究人員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們在論文中指出，成因與趨勢可以回溯到三十年前。

部分原因與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已經各自歸屬為超越政治的認同群體有關。這些“巨大認同”已經變得幾乎相互無法理解。研究顯示，每個群體對于對方都有很大的誤解。研究人員指出：“共和黨估計有32%的民主黨人是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者等所謂的LGBT族群，而實際上是6%；民主黨估計有38%的共和黨人的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而實際上是2%。”

這些認同感在媒體勢力的競爭環境下更加強化，研究人員指出，這種現象的形成能夠追溯到里根政府對“公平原則”政策的終止，該政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了減少廣播中的偏見而制定的。在政府干預的數十年期間，里根政府的這項措施產生了電臺主持人拉什·林博、福克斯新聞（Fox News）以及MSNBC。而在過去十年中，由于Facebook和推特將使用煽動性與道德化語言的帖子通過算法大力推送來提高“參與度”，在這樣的推波助瀾下更加強化了宗派主義。

研究人員指出，政治精英之間也存在著明顯分歧的趨勢，他們越來越依賴極端主義的捐助者，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紐特·金里奇及其追隨者開始，往往憑借著“充滿憤慨的道德言辭”來獲得支持。

研究人員認為，其凄慘的后果是能夠預料的：社會疏離加劇、公民信任和規范崩潰，以及一個妥協的民主，領導者聽命于極端主義捐助者，他們對黨派純度的關心多于對實際選民的關心。

“雙方黨派各自產生一套自圓其說的一致的論述，由其自身經驗來看均是不可撼動的真理。”芬克爾表示。“盡管兩種論述的詳細內容南轅北轍，但它們在提倡自己的信念上卻有異曲同工之處，即對方如此腐敗，導致我方如果固守長期以來維護美國民主的那套規范，便成了容易受騙的傻子。”

這些影響充分顯現在美國對新冠病毒的反應上。也許最令人感到震驚的是當對方構成“存在威脅”時，政黨的反應往往是將違反選舉法、藐視權力制衡，甚至助長動亂等種種反民主行為合理化。

“隨著近年來政治宗派主義情緒高漲，支持暴力手段也在激增。”研究人員寫道。

降溫

那么，作為決策者或公民，我們可以做什么來給美國的政治宗派主義降溫？我們如何建立一個專注于想法而非無法彌合的認同感的政治文化？

“簡短的答案是：一步一步慢慢來。沒有立即見效的靈丹妙藥。”辛西婭·王說。

即便如此，研究人員依然提出了若干可能的介入措施。例如，糾正我們對反對方群體的誤解或許有助于減少敵意，而學著將關注重點放在政策細節而不是認同群體上或許能夠讓各黨派對復雜性有更好的認識，并培養一種謙卑感。作者們指出：“致力于彌合分歧的公民、宗教和媒體組織的領導者可以利用上述策略來減少可能助長政治宗派主義的那些自以為是的正義。”

如何處理社交媒體的影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應該怎樣鼓勵人們花時間去評估Facebook或推特上的各種說法的準確性？一個可能的策略是依靠眾包方式來識別正確內容并通過算法獎勵該內容，從而減少虛假不實或極度擁護己方黨派利益的帖子和媒梗的傳播。

消除來自最極端捐贈者提供巨額捐款的競選募資改革可能有所幫助；解決黨派選區劃分不公的情況則可能更加鼓勵在想法方面的競爭。

另外，有些策略或許能夠在個人身上奏效，比如和不同政治意識的人打交道時學著使用對方的某些道德語言。例如，自由派可以從國土安全的角度來討論戴口罩問題；保守派能夠從未來照顧貧窮美國人的角度來討論降低赤字問題。

“有時候，不同的語言框架或使用可能有強大的效果。”辛西婭·王說。“當你面對平行現實時，你必須找出有效的方法來跨越這道鴻溝進行溝通。”

研究人員希望他們對美國面臨的挑戰所做的重新構想，可以激起學術界以及決策者開展有意義的討論，或許甚至能夠進而采取行動。

“希望我們可以獲得很棒的反饋，其中的一些介入措施能夠得到測試或應用。”辛西婭·王說道。“但我們將此視為第一步，未來任重而道遠。”（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