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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立峰與美財長貝森特通話,可以看到什么?

          王衍行
          2025-02-24

          這不僅是一場外交例行公事,更是一次全局性博弈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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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1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與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舉行視頻通話,這是特朗普新任期內中美經濟高層的首次正式接觸。這不僅是一場外交例行公事,更是一次全局性博弈的縮影。

          關稅戰升級,誰的博弈籌碼更重?

          在這次通話中,中方對美國加征關稅表達了“嚴正關切”。這一表態背后,是對現實經濟代價的深刻考量。特朗普政府本月初宣布對所有中國產品加征10%關稅,中方隨即采取反制措施。這是一場真正的“經濟戰持久戰”——雙方的目標不僅是短期施壓,更在于通過博弈掌握長期主動權。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貿易戰很少帶來真正的贏家。上世紀30年代,美國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導致全球貿易急劇萎縮,加劇了大蕭條,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一致認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通過,是導致美歐之間貿易規模從1929年的歷史高位急遽衰退到1932年歷史低位的催化劑,也是大蕭條的開始;2018年特朗普發起的對華關稅戰,同樣未能有效提振美國制造業,反而推高了國內通脹和企業成本。如今,在美國經濟復蘇仍不穩定、中國經濟尋求高質量增長的背景下,新一輪關稅戰能否真正達成美方預期,仍然存疑。

          更關鍵的問題是,這場關稅戰如何影響全球供應鏈?如今,全球制造業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格局。高關稅不僅增加成本,也迫使企業重新評估供應鏈布局,從而加速制造業向東南亞、墨西哥等地遷移。這是否真的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抑或只是政策短視的又一次體現?

          經濟不平衡,誰的定義更具說服力?

          貝森特在通話中表達了對中美“經濟不平衡”的關切。這一指控看似直觀,但其內在邏輯卻值得深究。所謂“不平衡”,是指美方的貿易逆差,還是全球資本、科技、投資流動的不均衡?如果以貿易逆差作為衡量標準,那么美國對德國、日本、墨西哥等國的長期赤字是否也屬于“不平衡”?全球供應鏈的現實是,許多貼著“中國制造”標簽的產品,實際上包含大量美國技術、設計和零部件,貿易數據并未反映這種深層聯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歐布思費爾強調:“特朗普通過關稅手段試圖提升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可能適得其反,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害,甚至導致‘以悲劇收場’的后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討論貿易失衡問題時指出:“貿易逆差的另一面是資本賬戶順差 。當美國經濟表現強勁時,會吸引大量外國投資,而國際收支必須平衡,因此貿易逆差必然隨之擴大。這一過程符合國際宏觀經濟學的邏輯,即資本流向投資回報較高的地區,短期內無可厚非。貿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儲蓄與投資的結構性失衡,而非單一國家的貿易政策。”

          美國的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超前消費模式決定的——即政府財政赤字、低儲蓄率和高消費水平。這意味著,美方若試圖通過關稅政策“修正”貿易逆差,無異于頭痛醫腳,忽略了國內經濟結構的核心問題。

          更重要的是,中國近年來在經濟結構調整、消費升級、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努力,正在逐步改變全球貿易格局。中美貿易的焦點,或許已經從簡單的“順差-逆差”邏輯,轉向科技競爭、產業鏈重塑等更深層次的議題。

          全球化的十字路口:脫鉤還是再平衡?

          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曾描述全球化的三時代演進:第一個時代從1492年持續到1800年,由哥倫布遠航開啟了新舊世界間的貿易;第二個時代從1800年左右一直持續到2000年,在這個過程中,全球經濟誕生并走向成熟,技術的進步推動了各國商品和信息的流動;第三個時代則始自21世紀初,“世界進一步縮小”,“競爭場地平坦化”。

          而如今,中美關系正處于第四階段——“去全球化”與“再全球化”之間的拉扯。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經濟領域推行“選擇性全球化”,即在有利于美國的領域保持合作,而在涉及競爭的關鍵行業實施脫鉤。而中國則主張全球化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強調全球供應鏈的相互依存。

          然而,完全的脫鉤是否現實?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曾警告,倘若中美在經濟關系上實施全面脫鉤,將對兩國乃至世界經濟造成毀滅性的影響,甚至影響地緣政治的穩定。

          顯而易見的是,從科技企業的供應鏈到華爾街的資本流動,全球經濟的互聯程度已遠超冷戰時期,任何過于激進的脫鉤舉措,都可能帶來不可預測的風險。

          當前,中美經濟關系正進入“局部脫鉤與深度依存并存”的新階段。芯片、人工智能、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的博弈將更加激烈,而在綠色能源、全球金融穩定、糧食安全等議題上,雙方依然存在廣泛的合作空間。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使得未來的全球經濟秩序充滿不確定性。

          新信號:中美互動的新變量

          何立峰此次通話釋放的信號,值得仔細分析。作為中美經貿的主要對口人,他的表態不僅是對美方政策的回應,更可能是對未來中美經濟談判策略的鋪墊。值得注意的是,通話內容強調了“繼續溝通”,而非“立即妥協”,這表明中方在面對新一輪美方壓力時,仍然保持戰略定力,并未急于尋求短期讓步。

          與此同時,美方的態度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延續性與調整可能性。雖然貝森特重申了美國的關切,但并未釋放進一步升級貿易戰的明確信號。這是否意味著美方也在評估下一步行動的代價?未來幾個月,中美在貿易、科技、金融監管等領域的互動,可能成為全球市場關注的焦點。

          未來的不確定性與可能性

          回顧過去幾十年,中美關系經歷了從接觸、合作到競爭的演變。如今,這一關系進入新的調整期。何立峰與貝森特的通話,既是對現實問題的回應,也是一場關于未來國際秩序的對話。

          在全球化過程中,有的學者提出來,世界是平的;后來又有學者說,世界是新的;前一段時間,人們覺得世界是斜的,傾斜、不均衡;但現在,世界是亂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處在急劇的變動和演化之中,經濟全球化正處于歷史十字路口。

          在關稅戰、經濟不平衡、全球化路徑等問題上,中美都在試探彼此的底線,而這場博弈的最終結果,取決于雙方能否找到新的“再平衡”方式,而非陷入無休止的對抗。

          未來幾個月,我們可能看到:第一、中美在關稅問題上短期內仍將維持對抗態勢;第二、全球供應鏈將繼續調整,企業尋找更優方案;第三、在關鍵技術領域,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格局將更加顯著。

          中美關系的未來,既充滿挑戰,也蘊含變數,而這次通話可能只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財富中文網)

          作者王衍行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銀行業協會前副秘書長、財政部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咨詢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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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杜曉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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