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2023年公開表示沒有必要繼續依賴美元并向中國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設想時，未曾料到兩年后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關稅大棒讓這一設想變得更切實可行——新一輪關稅戰導致全球經濟和貿易格局劇變，讓東南亞國家愈發認識到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風險從而尋找替代方案。

安瓦爾當時稱，中方對他的建議持開放態度，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宣昌能今年4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主持東盟與中日韓（“10+3”）財政和央行副手會時，會議通過了“在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CMIM）下以人民幣出資的法律安排”，則凸顯出在東盟10+3框架下，各國對于加強區域金融合作的訴求。

在關稅戰之外，美國還通過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頻繁對其他國家實施金融制裁，這也是安瓦爾提出上述設想的重要背景。此番CMIM下以人民幣出資的法律安排，表明中國與東盟非但未因美國關稅戰的威脅而“避嫌”，反而借助危機快速推進貨幣金融合作。中國與東盟加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謂水到渠成。

十年增長20倍后，東盟跨境人民幣結算加速深化

SWIFT的數據顯示，2018年以前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占比僅為1.7%，到2025年2月這一數字已升至4.33%，人民幣保持全球第四大最活躍貨幣的位置。雖然目前沒有明確的數據可準確概括東盟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具體比例，但東盟國家使用人民幣結算的比例在過去幾年呈現出明顯的增長趨勢。

中國—東盟自貿區是中國第一個對外商談和建立的自貿區，也是東盟的第一個自貿區，自2010年全面建成以來，已實質性結束3.0版升級談判，后續將推動簽署。到2021年，中國與東盟跨境人民幣結算量已達4.8萬億元，同比增長16%，從2011到2021的十年間增長近20倍。2024年，中國與東盟跨境人民幣結算量同比增長35%，占區域貿易的比例達28%。

跨境人民幣結算量持續增長的背后是雙方經貿關系的愈發緊密。2024年，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為6.99萬億元，增長9%，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5.9%，雙方連續五年互為最大貿易伙伴。這顯然為人民幣在區域內更廣泛的使用奠定了基礎。

同時，近年來部分跨國企業逐漸將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轉移到東盟各國，中國與東盟在產業鏈上的合作加深，使得人民幣在區域內作為結算貨幣的使用頻率明顯增加。“當前，中國與東盟在區域內擇優布局生產鏈、供應鏈，雙邊貿易增加值來自區域內的比重越來越高?！敝袊鐣茖W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國際經濟關系室主任張中元指出，中國與東盟構建區域內多梯度、強互補的產業網絡，實現產業鏈與全球生產體系對接融合，緩解了雙方對歐美市場的過度依賴，在推動中國不斷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的同時，也帶動了東盟各國經濟發展。

目前，東盟10國均已加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中資銀行在東盟10國也均已實現人民幣業務全覆蓋，為人民幣在區域內的流通提供了金融基礎設施支持。且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優勢，包括跨境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也可推動數字人民幣在東盟國家的應用。

多個東盟國家已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外匯儲備，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另外，2022年1月，由東盟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實施，涵蓋中日韓澳新和東盟10國，區域經濟一體化再加強。盡管RCEP基本上沒有涉及貨幣金融合作的議題，但通過貿易投資便利化仍能推動人民幣在區域內的使用范圍和頻率進一步上升。

人民幣資產“避風港”效應初顯，但地緣壓力始終存在

人民幣在東盟區域內的使用逐漸增加的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美元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仍然根深蒂固。目前，東盟國家國際結算、國際支付和國際儲備貨幣仍然以美元為主，跨境清算仍也主要依托SWIFT系統。

東盟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從高收入國家如新加坡和文萊，到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如柬埔寨和緬甸，這種差異導致各國對人民幣的接受度和使用需求不同，一些國家更傾向于使用本國貨幣或美元，而不是人民幣。而且雖然中資銀行在東盟國家的業務覆蓋已然較廣，但人民幣跨境支付和結算的基礎設施仍有完善空間，例如CIPS在東盟國家的使用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大，接入方式也需增加。

此外，中國資本賬戶目前仍是有限開放，人民幣還不是可自由兌換貨幣；盡管中國金融市場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但是市場發展整體還不成熟，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中國金融資產的規模還比較小。顯然，無論在東盟還是其它區域，人民幣作為第三方貨幣在跨境結算和支付中更深度使用的條件都有待完善。

熊貓債（即國際金融機構在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是觀察中國金融市場國際化的一扇窗口。作為2018年熊貓債新規發布以來首個在華發行熊貓債的3A級國際信用評級發行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目前已累計發行145億元人民幣熊貓債券。亞投行司庫長諾德禮近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海外投資者越來越有興趣參與人民幣債券市場。

這也凸顯出在全球貿易戰風險加大之際，人民幣資產有望變成“避風港”。但硬幣的另一面是，地緣政治與外部壓力始終是擴大人民幣在東盟地區使用的“攔路虎”，美國的制裁措施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可能使東盟國家在使用人民幣時面臨額外風險，這可能限制其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的積極性。

而在產業轉移與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理事楊盼盼曾撰文指出另一種挑戰：即使一國的產業升級順利，經濟體已經處于價值鏈的上端，最終需求的缺失也還是會使一國的貨幣國際化存在上限、遇到瓶頸，構成對貨幣國際化的挑戰。從日元國際化后期情況來看，日本雖然在東亞地區的“雁陣模式”中居于上端，但東亞產業鏈仍主要圍繞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需求建立，而日本本國因為市場規模有限，并不能成為價值鏈需求端的主要驅動力，大量最終需求并非以日元計價，從而制約了日元國際化的潛力。

擴內需是中國宏觀政策抓手，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

顯然，日元國際化曾面臨的問題，同樣適用于當前正在進行的人民幣國際化。

根據《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從全球價值鏈需求側的網絡來看，美國仍然是需求端最核心的價值鏈節點，牽動和主導著全球價值鏈。相較于日元國際化所處的時期，當前全球價值鏈顯然更趨于細分，在這樣的背景下，貨幣的網絡效應更加明顯，載體貨幣的粘性更強。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的突圍和當年的日元相比也還面臨新挑戰。

歸根到底，中國仍要發展內需，讓自身成為全球價值鏈需求端的主要驅動力，以此才能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底層邏輯。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徐奇淵表示，中國面臨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并非只來自美國，實際上美國僅占總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余的三分之二則來自歐盟、巴西、印度、東盟等國家和地區。前者源于地緣政治的緊張，后者則主要源于地緣經濟的緊張。長遠來看，中國需要營造良好的地緣經濟環境，增強東亞地區內部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擴大內需不僅是國內宏觀政策，而且也是改善外部地緣經濟環境的關鍵點。

面對暗流涌動的國際經貿環境，“中國財政政策的空間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可比，甚至可能比日本還大。更重要的是，有了日本的前車之鑒，相信中國能更快、更好地制定政策，擺脫困境?！毙炱鏈Y說。

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交織的當下，人民幣的每一步突破無疑都將為世界貨幣體系的公平性與多樣性注入新動力，但從中國宏觀政策受到的多方掣肘來看，人民幣國際化注定是曲折而漫長的進程。正如宣昌能所言：“人民幣國際化沒有捷徑，唯有堅持市場驅動、互利共贏?！保ㄘ敻恢形木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