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熙昱錦是腦機接口領域為數不多的女性領導者。從最初接觸強腦科技這家公司，到以合伙人的身份全職加入，她用了五年時間。這位法律博士希望能做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但數年前，腦機接口對多數人而言還是一個太抽象的概念。

在目睹腦機接口技術為個體帶來的具體的、顛覆式的改變之后，現在，她正努力將這項技術的價值講述給更多人。她認為，腦機接口看似神奇，其實是一項基礎的底層技術，如同上個世紀的電和之后的互聯網。“我們與世界的所有交互都有可能引入腦機接口，應用場景是無限的。”

殘疾人是強腦科技產品的重要用戶。這家公司希望把價格打下來，讓更多的國內的殘疾人能負擔得起更好用的義肢。為實現這一點，強腦科技一方面利用國內成熟的供應鏈降低成本，一方面聯合更多的機構和企業，來為殘疾人獲取補貼和捐贈。這家初創企業，同時也是“杭州六小龍”之一，正努力創建一種新型的助殘生態。

除殘疾人外，阿茲海默癥患者、患有孤獨癥或多動癥的兒童，以及受焦慮、失眠困擾的人群，也是腦機接口技術可以惠及的群體。

圍繞腦機接口技術，產生了不少接近科幻的設想。她提到一個有趣的未來場景：人類或許可以直接用腦電波交流，效率遠超語言交流。然而，她認為通過腦機融合創造擁有極豐富知識和記憶的“增強人類”在目前看并不現實，因為人類對記憶的研究尚淺，我們對大腦的了解還處于非常初級的“線蟲”階段。

但何熙昱錦相信，未來五到十年，腦機產品的普及度可能會超過手機。以后，健全人和殘障人士的邊界會變得模糊，性別的差異也會縮小。而在更遠的未來，或許可以實現“人躺著，用大腦控制幾個機器人，讓它們做事。”

此時，恰逢 1995 年的經典影片《攻殼機動隊》在影院重映。片中，無限接近機器的人類與無限接近人類的機器，同時追問靈魂的本質。這個景象，或許不會只存在于屏幕上。

以下是經過編輯的對話實錄。

《財富》：當強腦科技還是一家位于美國某處地下室的初創企業時，你就已經接觸并熟悉這家公司了。但為什么直到多年以后的2020年，才決定加入？

何熙昱錦：我和強腦科技創始人韓璧丞是同一年進入哈佛的，是很好的朋友。他很早就說過，將來要做一款假肢，讓截肢的人戴上后感覺像自己的肢體一樣靈活。

2015年，韓璧丞的公司成立了，最開始主要做底層技術研究，包括傳感器等技術的研發。我是法律專業出身，在這個階段能貢獻的非常少，便沒有全職參與。我當時更想做公益，畢業后先去農村做了一年扶貧，后來在紐約的一家非營利組織工作。我想做一些對社會有正向影響的事，并且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事，而腦機接口在當時還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但是我和韓璧丞還是會定期溝通。

2020年，他告訴我公司有產品了，而且已經給殘疾人用上了，問我要不要全職加入。我了解到很多產品案例，看到了技術對人的具體改變。當時強腦科技的產品已經開始產品化，接下來需要探索應用場景、推廣普及，我想這時候我或許能發揮優勢，于是就正式全職加入了公司，負責對外事務，把這項技術介紹給大家，獲取更多人的支持。

我要感謝今年“杭州六小龍”的熱度，讓大家對中國技術更了解，更有信心了。

《財富》：對于科技初創企業來說，“講清楚”確實很關鍵。你如何向大眾解釋這項技術的價值？

何熙昱錦：腦機接口是一項很神奇的底層技術，可以把它想象成上個世紀的電，或者之后的互聯網。我們現在推出的這十幾款產品，只是小樹苗，之后這個領域會是整片雨林。

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說，我們與世界的所有交互，核心都是神經信號。我們看到、聽到、聞到、摸到、嘗到的，最終都會轉化成電信號在大腦里傳遞；我們的動作、表情、語言等輸出，也都是由神經信號控制的。

腦機接口的作用，就是讀懂這些神經信號，將其與外部連接，并影響這些神經信號。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與世界的所有交互都有可能引入腦機接口，應用場景是無限的。最開始，沒有手的人可以控制機器手，沒有腿的人可以控制機器腿，將來還可以控制人形機器人。或許終極狀態就是人躺著，用大腦控制幾個機器人，讓它們做事。

《財富》：聽起來前景非常廣闊，但你也曾形容“我們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者，沒有方向，沒有指引”，是否有過懷疑、動搖的時刻？

何熙昱錦：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可以模仿的對象，一定會經歷各種挑戰、失敗、質疑。但韓璧丞是一個信念感很強的人。我們的信念感也來自最初從事腦機接口研究的科學家們，他們在實驗室里看到了技術的可能性，讓我們知道理論上是可行的。

比如用神經反饋訓練提高專注力、經顱微電流刺激幫助睡眠，這些技術在醫療界已經被驗證了幾十年。但過去只能在醫院里通過復雜儀器實現，我們要把復雜儀器變成便攜式的、任何人戴上就能用的產品。大多數腦機接口公司其實都在做硬件升級這件事。

要實現這一點非常難，挑戰一直存在。神經控制假肢是腦機接口里最難的技術之一。我們波士頓辦公室當時有一名麻省理工學院的本科生，他之前在做實驗時，不小心在事故中失去了手。當時，我們特別想為他做點什么，于是幫他做了一個神經控制假肢，他特別喜歡，每天都用。做這件事時，大家都覺得很有意義，通過他我們也了解到這個需求是剛需，市場會很大。

后來事實證明也是如此。我們的產品拿到了美國的醫療器械證，進入了美國的醫保，在美國銷量增長很快。因為美國的商業保險體系比較成熟，殘疾人每四年可以免費獲得一個假肢。

但后來發現在國內，即便技術突破了、產品做出來了，殘疾人還是買不起。這是個很實際的問題，讓大家很沮喪。我們的產品價格已經降到歐美同類高端假肢的1/5到1/10，可殘疾人還是買不起。比如高端膝關節，我們把價格從同類產品的80萬元降到了5萬元左右，但很多殘疾人的月薪可能只有一兩千元，幾萬元對他們來說依然是天文數字。

然而他們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中國有2500多萬肢體殘疾人，他們很難走出家門。普通的假肢更像一根拐杖，對他們幫助有限。我認識的一些大腿截肢的人，寧可拄拐杖、坐輪椅，也不穿假肢，因為很容易摔跤，造成二次傷害。

后來我們漸漸摸索出了一個“中國答案”，就是通過殘聯、基金會和愛心企業，在浙江率先發起了高科技助殘公益項目。

這個項目由浙江省發改委、殘聯牽頭，殘基會發起，愛心企業捐贈善款去采購假肢，由我們負責裝配和后續服務。其實大多數上市公司、大型企業都將社會責任納入企業戰略中，有一部分預算用于公益。我們希望通過展示產品對殘疾人生活的積極影響，吸引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關注這一領域。

《財富》：看上去是在創建一種新型的助殘生態。

何熙昱錦：對，其實就是動用各種社會力量一起做這件事。我們作為創業公司，短期內能力有限，所以想出來這樣一種開創性的企業社會責任模式。

目前來看情況還不錯，去年阿里巴巴、浙能，還有珍惜生命基金會、愛爾基金會都參與了，今年零跑汽車、中通、白象等也陸續加入。因為它們看到了殘疾人的明顯變化。去年在浙江，我們給300個人裝上了假肢。這種變化非常可視化、可量化。他們原本在家躺著領低保，裝上假肢就能站起來、走出家門，重新加入生產力大軍，并把照顧他/她的人的生產力也釋放出來，是共贏多贏的事。

《財富》：今年，強腦科技宣布下一代仿生手將具備“觸覺反饋功能”。這一技術突破可能產生哪些深遠影響？

何熙昱錦：觸覺這個功能對肢殘人士來說特別有意義，比如盲人。我們拿水杯時，不用看就知道拿起來沒有，因為有觸覺；而盲人沒有視覺和觸覺，完全不知道拿沒拿住，要靠其他方式確認，很麻煩。

但這項技術很難。很多公司都在做壓力傳感、溫度傳感等傳感器，現在不少機器人也安裝了觸覺傳感器。但觸覺的關鍵在于，讀取到的信號是機器信號，要把它變成神經感知，讓使用者感覺到，這是一個復雜的反饋過程。比如摸到40攝氏度的東西，要在殘肢處給出相應的溫度刺激，讓使用者感覺到40攝氏度。

還有一個難點，如果觸摸的地方和感覺的地方不一致，使用者的感受會很奇怪，不過好在人腦有一個神奇的功能叫“肢體想象”。經過一段時間訓練，殘疾人如果能通過假肢感覺到冷熱和軟硬，就會真的覺得這是自己的手。

目前我們內部已經有測試的樣品了，下一步可能量產。

《財富》：今年我們看到國內外侵入式、半侵入式技術在快速迭代，強腦科技如何鞏固在非侵入式這個賽道的優勢？

何熙昱錦：中國有很多家做侵入式技術的公司，都很厲害。腦機接口是個想象空間無限大的市場，一定要有越來越多的人進來，才能開發出它的潛力。

我們從來不覺得侵入式和非侵入式是競爭關系，而是解決不同問題的不同路徑。侵入式能解決的問題通常是重大疾病，比如重度癱瘓，侵入式技術能夠讓重度癱瘓的人站起來；還有讓盲人“看見”。而我們針對的人群，大概率不需要做開顱手術去裝一個腦機接口，比如多數殘疾人、自閉癥或多動癥的小朋友、阿爾茨海默癥老人，還有壓力大、焦慮、失眠的人，等等。

侵入式可能更精準，這一點非侵入式很難達到。簡單來說，侵入式就像有人推倒墻聽我們講話，非侵入式是隔墻在五十公里以外聽我們講話，所以非侵入式讀取信號的難度高很多，但好處是風險低，大多數是穿戴式的。很多時候，醫療效果和風險需要同時考量，當人無法承擔高風險，或者覺得沒必要承擔時，非侵入式就是更好的選擇。

《財富》：除了給殘疾人安裝義肢，你們的產品現在還有哪些主要的應用場景？

何熙昱錦：成年人的壓力、焦慮和失眠問題，這是很大的一個領域。但說實話，硬件產品的作用不會是立竿見影的。比如睡眠產品，不能期待像吃了安眠藥之后會馬上睡著。失眠是腦科學里最復雜的問題之一，而且失眠不是一種病，是一種癥狀，無數種病都會引起失眠。我們的產品不是用來治病的，只是幫一類人群讓大腦快速放松，更容易入眠。

還有一個重要場景是兒童的孤獨癥和多動癥，這也是很大的一個群體。

小齡輕癥孤獨癥患者使用產品是有效果的，我們的產品對語言和社交方面效果比較好。很多孤獨癥小朋友，之前不能講話，經過一段時間的康復過后，開口說出第一句話的時候，爸媽會激動地給我們打電話，覺得這個孩子以后有希望了。不過每個孩子情況不一樣，需要長期康復干預。6 歲以前是黃金干預期，越早發現越好。

我們的產品研發出來、技術突破了，但市場推廣還有困難，因為大家對孤獨癥的認知不足，這不是一家公司能解決的，需要先讓大家知道什么是孤獨癥，帶孩子去篩查、醫院確診，然后尋求解決方案。

現在中國已經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了，國家衛健委出臺了政策，推動0到6歲兒童做孤獨癥篩查。很多省市包括浙江，今年把這項篩查納入十大民生項目。浙江在這方面做得很好，走在前面。

《財富》：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場景具有潛力，但尚未被公眾了解？

何熙昱錦：一個很有趣的場景的是交互。現在的人工智能產品不管是DeepSeek還是Chat GPT，交互都要靠打字或說話，帶寬很窄。腦機接口是大腦與外部機器的互聯互通，但將來，如果大腦之間可以直接聯通，我能讓你直接理解我的想法，不需要通過語言來描述，這就是很科幻的場景了。

這個場景會很有趣，當然也會很尷尬，比如開會時大家用腦電波交流，有人有情緒的話，可能大家都能感知到。但將來技術成熟后，使用時一定是有辦法控制的，就像說話一樣，能決定說什么、不說什么，想傳輸什么、不傳輸什么。

《財富》：一些人認為，腦機接口是人類繼續進化的開關，會創造出擁有極豐富知識和記憶的“增強人類”，這個話題屬于科學范疇還是科幻范疇？

何熙昱錦：要創造出這樣的人類，在短期內還是比較難的。記憶能否被完整移植是個問題，和思維意識是不同維度的問題。短時間內，大家不用擔心大腦內容被竊取，也不要相信植入芯片就不用學知識了。

但現在有一些實驗能做到“改寫”記憶。比如2019年，得克薩斯大學的團隊在《科學》雜志發表論文，稱其成功在鳴禽的大腦中植入記憶，使這只鳥在無需父母教導的情況下竟然自己會“唱歌”。這是一個比較開創性的寫入實驗。

還有一個小老鼠的實驗：科學家訓練小鼠通過推動正確杠桿獲取食物，形成長期記憶后，在其海馬體植入微型芯片記錄記憶信號。隨后用藥物使小鼠“失憶”（忘記正確杠桿），再通過芯片回放記錄的記憶信號，結果小鼠恢復了選擇能力。這算是某種程度上的“記憶恢復/移植”，但人的記憶復雜太多了，能真的復制、移植應該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財富》：你相信未來五到十年，腦機產品的數量可能會比手機還多。你設想這個未來世界和現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何熙昱錦：首先，在那個世界里，健全人和殘障人士的邊界會變得模糊，現在手機是我們身體的延伸，將來的腦機產品也是如此，是我們感知和行動的輔助工具。這些設備可以讓每個人根據自身需要，靈活調整與環境的互動方式，讓更多人用自己希望的方式參與社會生活。

《財富》：如果用三個詞定義腦機接口的未來，是哪三個詞？

何熙昱錦：第一個是“賦能”。腦機接口確實能讓人變得更好，讓沒有手的人能彈琴、畫畫，讓沒有腿的人能走路、跑步，讓自閉癥小朋友開口講話。第二個，從公司角度，是“普惠”。我們不希望這項技術是陽春白雪，只存在于實驗室或高端醫療機構。第三個是“顛覆”。它顛覆了我們與人、與世界的交互方式。

《財富》：為應對包括腦機接口這些顛覆式技術帶來的時代變革，目前培養哪些能力至關重要？

何熙昱錦：我的很多學法律的同學擔心會失業，但其實這些技術在短期內不太可能替代人類，現在更重要的是培養人機交互和協同的能力。人要會使用工具，說到底這些都是工具，現在最有價值的，就是會用這些工具的人，小學生寫作文可能都會用到相關工具。

第二個很重要的能力是批判性思維和辨別能力。將來會有大量信息呈現在面前，人要能辨別真假、對錯，這很重要，還要能挑戰現有的認知。

第三是創造力。機器所有的輸出都基于輸入的經驗和數據，而人能夠從無到有進行創造，這是人與機器的一大區別。從0到1的創造，目前看來只有人能做到。

還有審美能力。如果把大腦研究的非常透徹，或許審美也能被解析，但大腦短期內還是很難被復制的。我們越研究越覺得大腦神奇。線蟲是人類目前研究最透徹的生物，只有302個神經元，而人的大腦有860億到1000億個神經元，且連接和運行方式不斷變化，很難被復制和理解。現在的腦科學水平可能還在“線蟲”階段，我們對人腦的理解還是很淺顯的，當然人工智能會加速這個領域的研究。

《財富》：你收獲的最重要的建議是什么？它如何改變了你？

何熙昱錦：可能不是某個人給的，是生活教給我的，就是要活在當下。我是個非常 “YOLO”（You Only Live Once，活在當下）的人，不會做特別長遠的規劃。因為小時候的一些經歷，我覺得很多東西隨時可能改變，人也可能轉瞬即逝，所以把每一天當作最后一天來活，肯定沒錯。特別是我們現在做的事，讓我有緊迫感，覺得能做的時候就盡量去做。

我一定要做內心認可、想做的事，不想委屈自己。每天都拼盡全力，讓每一天都值得。（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