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龐大的基礎設施遇見脆弱的異域生態，故事往往走向對立，但在巴西大薩爾圖水電站的庫區里，生命卻在以另一種形式蓬勃生長。每年，超過360萬尾人工繁育的魚苗從這里被小心地送入廣闊水域，它們不僅是一家中國公司對綠色承諾的注腳，更是在資本與生態的碰撞中“為大自然定價”的生動實踐。

而這并非這家公司在生態保護方面的孤例。中國三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何山在10月10日于福州舉辦的《財富》可持續發展峰會上提到，他們不僅在巴西大薩爾圖水電站建設了魚類繁育中心，而且與圣保羅大學合作、通過基因技術和工程，精準控制入侵物種金貽貝的破壞。“從我們的經驗來看，企業的各類經營活動其實與整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有高度耦合性和一致性，尊重自然、保護生態的理念可以貫穿于綠色項目從規劃、投資建設到運營全生命周期的每個階段中。”他表示。

盡管環保在過去往往被企業視作風險與負擔，但何山指出，企業也正在經歷將生物多樣性保護從“負債”視為“資產”的轉變，因為通過加強環境保護與修復，可以向資本市場釋放“公司是著眼于未來，在長期的氣候變化應對中具有更強韌性的高質量資產”的信號。

關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金融投資模型，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可持續金融學科發展專項基金學術主任邱慈觀則從理論層面剖析了傳統金融模型的局限性，并提出“三維模型”的概念。她認為，傳統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只關注風險與回報，而現代投資應納入“ESG影響力”作為第三維度。

“企業應當在實踐中發掘平衡生產經營活動和保護生態多樣性的商業模式，在生產可持續的同時保護自然。”邱慈觀說。她以長江禁漁為例，說明在某些極端情況下，保護（protection）與生產（production）難以兼顧，需要政府或公益資金介入。她呼吁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掘更多“雙P”（即同時實現生產與保護）的商業模式，這才是可持續金融的核心所在。

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趙可從投資銀行角度出發，指出綠色債券、綠色信貸等工具已成為實現可持續金融的重要手段，而企業可通過綠色債券等工具將國際ESG理念融入自身發展，這不僅能有效應對監管趨嚴的挑戰，其綠色屬性也受到國際資本青睞。她還提到，中金公司與外資合作的綠色基金，正通過小資金撬動大杠桿，來推動綠色技術與中國市場的深度融合。

作為來自巴西的林業巨頭代表，書贊桉諾亞洲可持續發展負責人蘇宇婕稱，公司46%的金融投資組合與ESG目標掛鉤，并于去年在中國發行了首筆綠色熊貓債，用于可持續林地管理。“企業需要在實踐中思考，如何把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包括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目標，與可持續金融工具進行連接，使資金用途與可持續目標保持一致。”她表示，書贊桉諾通過將生物多樣性目標與金融工具結合，不僅實現了可持續發展承諾，也獲得了實際的金融支持。

毫無疑問，生態保護不再是單純的成本疊加，而是企業戰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內核。目前來看，盡管資本支持生物多樣性在商業模式上仍面臨挑戰，但通過企業創新實踐與金融工具協同，實現“保護者賺錢、破壞者付費”的機制已初現曙光。未來，推動“production”與“protection”的融合，將是資本重塑生態保護的關鍵方向。（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