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先生（Kristian Reimer Hauge）身形高大，衣著得體，他像一名稱職甚至出色的導游，帶領參觀者穿行在樂高集團迄今快要滿100年的歷史中。當然，這是一個比喻。

事實上，9月第一個星期二的下午，克里斯蒂安先生和他的訪客，一直都身處一棟磚木結構的老房子中。

在樂高集團，這棟房子的官方名稱是LEGO IDEA House。不過在比隆，也就是樂高集團總部從未離開過的小鎮上，無論普通居民還是樂高員工，似乎都更喜歡以“紅房子”之名呼喚它。

在這座被視為樂高集團歷史原點的建筑物里，克里斯蒂安先生和他的訪客總共待了51分鐘——他們從一個房間踱到下一個房間，看過一個展柜接著看下一個展柜，從樂高集團可追溯的歷史中還是一個木工作坊時的第一個玩具產品木頭鴨子，到作為全世界最大的玩具公司的最新一款樂高積木，這棟房子中陳列著樂高集團的起源、發展，記錄著樂高集團與世界上其他所有成功公司一樣擁有的那些耀眼時刻，當然也有世界上無論多成功的公司都無法完全逃脫的幾個迷茫瞬間。這里是每一個已經不滿足于通過積木顆粒本身了解樂高品牌的人必須到訪的地方。在這棟房子中，在那些展柜面前，他們幾乎要毫不節制地以自己能發出的所有單音節語氣詞來回應在這里被給予的驚喜。

不過，訪客們在發出這些驚嘆聲時都努力將音量壓低，就像克里斯蒂安先生即便在講述讓他這個樂高“歷史專家”都感到興奮的話題或產品時仍舊保持低分貝音量一樣。

這是一個戲劇性的場景，每一個身處這里的人，都會自動進入既興奮又隱忍的狀態，仿佛既抑制不住對樂高玩具的喜愛，又生怕打擾到這座房子最初的主人。

盡管是發生在20世紀前50年中的一場意外火災之后的重建物，但這更讓它有不斷煥新的意涵，也讓很多樂高品牌的重度迷戀者把紅房子當作這家玩具公司的精神象征物之一。它曾經兼具居住空間和工作場所的雙重功能，于是改設為博物館時，在展柜之外仍有幾個房間還按照當初的歷史場景布置，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Ole Kirk Kristiansen）和家人的照片就擺在桌上，仿佛他們從未離開。

這讓每一個到訪者都會在某個時刻突然恍惚，覺得自己身處樂高集團創始人的目光注視之下，不過沒有人會感到緊張和不自在，當他們向那雙眼睛投以回望時，就像在完成一次關于樂高集團的歷史與現實的發生在第三空間的對話。

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交替的那幾年，受到幾乎波及全世界的經濟大蕭條的影響，生活在丹麥比隆的克里斯蒂安森一家的生活陷入困頓。盡管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的木工手藝好得一如既往，但傳統主顧——比隆當地的農場主們已經沒有多余的錢購買他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1932年，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決定另謀生路，他開了一家木工小作坊，生產一些家用木制品。這一年稍晚時候，他開始制作木制玩具，并把這作為他的木工作坊的主要產品。

盡管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但根據常情推測，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當時肯定不會想到自己的這個完全出于生計考量而作出的決定，竟然按下了齒輪轉動的開關，不僅改變了自己和整個家族的命運，也開始書寫一個延續至今的“玩樂”傳奇。

如果說他的決定有所本，那就是他對人特別是兒童的天性的了解——“即便在最艱難的時刻，孩子也需要玩耍”，這是天性，也可以稱為本能。

鴨子、馬車、巴士、悠悠球，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的木工手藝在玩具身上得到充分施展，不過生意仍舊風雨飄搖，家族中的其他“克里斯蒂安森們”伸出援手，一起承擔了風險，協力度過了最初的難關。之后的三年中，木工作坊的運營步入正軌，穩定的生產和銷售以及因此而來的收益，讓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相信自己選擇了正確的未來。

1935年，這些產自比隆的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經營的木工作坊的玩具，有了新的品牌標簽，原義為“玩得快樂”的丹麥語詞匯“Leg Godt”被合并為“LEGO”，于1936年正式成為公司的名稱。

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是一個手藝出眾的木工匠人，但他出人意料地沒有沉溺于“古法”、“手工”之類的執拗，對現代工具的接受和熱情，是樂高集團的成功敘事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1937年，他從德國購買了一臺全新的銑床，家族成員盡管心存疑慮，但仍然接受并支持了他的決定，這個當時可以“換算”成一套房子的先進生產工具，負責為樂高集團提升生產效能，而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則負責堅持捍衛一名工匠的榮譽感和責任感——對每一件產品的質量都有幾乎頂破天花板的嚴格要求。

在樂高集團，關于產品質量，唯一的信條是“只有做到最好才足夠”（ Only the best is good enough）。最初，這是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的想法，后來它成為工廠墻上的標語，再后來被確定為樂高集團的“座右銘”，這句話構成了集團的坐標系，一切決策、產品、營銷都會被置于其中并最終標注歷史定位，這個坐標系，是樂高集團在過去近一百年中實現持續發展的動力和基礎，即便在丹麥被德國侵略者占領的那段昏暗歲月中，樂高集團的玩具制造也得以維持。

然而在1945年，樂高玩具的生產卻因高質量櫸木供應緊張而面臨危機。

此時，科技進步的成果又一次與克里斯蒂安森相遇，就像當年購買那臺銑床一樣。1946年，他在哥本哈根的一場新型注塑機展示會上大受震撼，并當即看懂了這種新型機械能引導自己的玩具工廠進入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于是當場購買了一臺。

產自英國的新型注塑機跨海而來，1947年底送達比隆。經過一年多的測試與探索，樂高集團在1949年開始推出塑料玩具，其中，就有現代樂高積木的雛形產品。

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和三兒子戈德弗雷德——奧萊的四個兒子中對樂高集團的生意最有興趣并最想繼承家業的——將英國玩具公司Kiddicraft生產的可以相互咬合的小型塑料積木進行重新設計，生成了自己的塑料積木產品，他們將其命名為“自動結合積木” （Automatic Binding Bricks）。

進入1950年代，戈德弗雷德逐漸成為樂高集團的第二代經營者。1955年，他提出了“樂高玩樂系統”（LEGO System in Play）的概念，希望通過標準化、兼容的積木組件，激發用戶的創造力，并延長產品生命周期。

在現代可持續概念還沒有正式成型和被提出時，樂高集團就已經在這么想和這么做了。盡管這更多是出于一個工匠和商人的經營本能，但無論是主觀意圖還是客觀后果，都不僅讓樂高集團作為一家企業從中受益，也讓樂高玩具的“服務”對象從中感受到善意并獲得了更多樂趣。

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拼接在一起的積木顆粒，給孩子們提供的是一個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設計和拼搭，親手打造半虛擬半現實空間的奇妙旅程，戈德弗雷德堅持“樂高玩樂系統”必須面向所有孩子——不僅男孩，還有女孩。樂高集團在70年前就已經著手從廣告到包裝全面推行“性別中立”的策略，讓所有孩子至少在玩樂中不受刻板印象和傳統規訓的影響。現在這已經是人類社會的普世規范乃至共同價值。

事實證明戈德弗雷德是稱職的接班者，他繼承了父親商業行動中在實踐但并未總結成可供成熟表達的可持續理念，并將其生成為系統的文字和語言，使之成為樂高集團在之后的發展進程中一直遵守并內化為企業基因的價值觀。

戈德弗雷德也確定了將積木之間的相互咬合以及系統性的玩樂方式作為樂高集團發展最佳路徑的戰略；1958年，他開始研究如何讓樂高積木拼搭高層模型時能有更高穩定的結構，并最終成功地提出了耦合結構原理。樂高集團為這一耦合結構（stud-and-tube）申請了專利并獲得批準，且一直使用到今天。

由此，樂高集團的可持續經營，在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打好地基之后，由戈德弗雷德·柯克·克里斯蒂安森開始建筑墻體和挖掘護城河。

1960年，樂高集團終止了除這一獲得專利的模塊化積木顆粒之外的所有產品的生產，木制玩具徹底走進樂高集團的歷史，其他塑料模型產品也被舍棄。

這一年，樂高積木徹底成為樂高集團的核心產品。

2025年的樂高集團與1960年代的樂高集團有什么不同，除了董事長職位已經傳至家族第四代托馬斯·柯克·克里斯蒂安森，似乎也沒有太多變化。雖然已經發生過三次代際交替，但樂高集團的所有權始終牢牢掌握在克里斯蒂安森家族手中，盡管在新興市場國家興建多座工廠，但總部仍舊穩穩地扎根比隆；盡管積木顆粒的產品系列不斷創新，但1968年生產的ABS材質積木顆粒與2025年生產的由最新研發出的可持續材料制作的積木顆粒仍舊可以近乎完美地拼接在一起。

樂高集團對此非常驕傲，這不僅代表產品設計和生產質量的高度穩定，也代表戈德弗雷德確定的戰略路線真的保證了集團的“可持續發展”。

當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可持續發展的內涵與外延，也在不斷充實和擴展。2024年才加入樂高集團擔任首席可持續發展官的Annette Stube說，“不管外部環境如何，樂高集團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不會改變，因為它背后有一個堅定支持可持續發展的家族。”

樂高家族的資產由控股公司Kirkbi A/S管理，并將25%的利潤投入到樂高基金會——這是克里斯蒂安森家族創立的慈善組織。

這樣的資產架構，保證推進可持續發展議程時產生的成本壓力不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而是由家族承擔，Annette Stube相信這能使樂高集團切實推進并兌現可持續發展承諾。

2017年可持續發展開始在全球成為被廣泛接受的現實議題，之后的8年，盡管其包括多項內容，但其中最迫在眉睫的是減碳。對樂高集團這樣的玩具類企業來說，碳排放的主要產生空間是生產過程，盡管已經有了最新研發成功的生物聚乙烯、再生人造大理石等可持續材料，但它們完全替代舊有材料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傳統材料ABS（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堅固耐用且顏色穩定，目前仍占生產樂高積木所需樹脂用量的85%。但作為石油基材料，它無法自行解決碳排放高的這個痼疾。

樂高集團決定解決這個難題。一共有75位科學家組成了樂高集團的材料部門，他們負責尋找新的更符合可持續發展標準的生產材料，并確保用它們生產出來的樂高積木質量始終如一。

在這個部門，科學家們已經測試了超過600種材料，有的宣告失敗，有的還在效果驗證中，有的已經取得初步成功——從甘蔗中提取生物基材料生成的生物聚乙烯，柔韌、耐用，已經用來制作200多種植物元件和小人仔配件；脫胎于可回收的人造大理石的材料，被用于制作900多種透明元件，例如窗戶及汽車風擋等；來自舊漁網、漁繩、發動機油的新材料rSEBs則已經用于制作7款樂高產品的輪胎。

一面積極尋找可完全替代ABS塑料的新型材料，一面對現有的原料格局進行改進，樂高集團認為這是一個暫時性的折中方案，盡管不完美但總比在新材料出現之前什么都不做要好，樂高集團將其稱為質量平衡原則——通過質量平衡原則，供應商們將原始化石資源與經認證的可再生資源——如使用過的食用油或植物油——相結合，生產出用于制造樂高產品的材料，同時不影響產品的質量和耐用性。這可以增加制作樂高積木的原材料中可再生材料的含量，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Annette Stube說，目前樂高集團采購的用于制作樂高積木的原材料中通過了質量平衡認證的已經達到一半。

在樂高積木的生命鏈條中，生產本質上屬于中間環節，樂高集團希望實現的是積木顆粒的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續。

盡管從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起，樂高集團就希望自己的積木顆粒能夠成為在消費者的家族中不斷傳襲的有形資產，但事實上，很多積木顆粒無法承擔這一愿望。目前，樂高集團在多個市場啟動的LEGO Replay回收計劃將這些無法進入繼承體系的積木顆粒分類、，消毒清潔之后，將其中檢測合格的積木顆粒捐贈給慈善機構，讓它們回到樂高積木的玩樂體系之中。

與世界自然基金會丹麥（WWF Denmark）合作擬定“產品及包裝設計指南”，則是為了使設計師在設計階段就將可持續理念貫徹其中，比如在玩具套裝中安排“垃圾分類”場景，太陽能光伏板裝置、用生物基材料制作植物模型等，并將既有的顆粒元件改變用途和指代意義用于新設計的產品系列。

“我們希望重復利用現有元件，而不是開發新元件。”Annette說，發揮想象力，讓現有元件實現新的用途，“這是我們現在的核心思路”。

9月第一個星期二的下午，在距離首都哥本哈根3小時車程的小鎮比隆的“紅房子”里，克里斯蒂安先生提醒他的訪客注意展柜上陳列的“花植系列”（Botanicals）的一些元件是不是似曾相識。他迫不及待公布了答案：菊花的花瓣曾經是猴子視若珍寶的香蕉，蘭花的花蕊曾經是一只粉色的青蛙。

當訪客們又要忍不住用單音節語氣詞表達情感時，突然想起20分鐘前看到的展柜上的木頭馬車的車輪，也有幾分眼熟。

是的，那是將滯銷的悠悠球一剖兩半制作成的。也就是說，“發揮想象力，讓現有元件實現新的用途”的核心思路，在樂高集團的創始人奧萊·柯克·克里斯蒂安森還在制作木頭玩具時，就已經預先埋下伏筆。這伏筆標注的是他樸素到未能成熟表達但始終堅持的可持續發展本能。（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