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科學分析我國經濟形勢，指出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這是對問題的清醒認識和準確把握。會議把“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擺在明年經濟工作8項重點任務之首，正是自覺運用經濟發展規律、解決實際問題、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必然選擇。

近十年來，全球經濟的焦點無一例外地投向了中國。然而，在驚人的增長數字和“世界工廠”的頭銜背后，一個日益凸顯的結構性矛盾正在驅動著中國的戰略思維轉向：“供強需弱”。這不是簡單的周期性低谷，而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走到十字路口時，必須進行的一場深刻校準。對于全球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將“擴大內需”僅僅視為短期刺激政策，將是極大的戰略誤判。這是一個旨在重塑其國際競爭優勢和長期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戰略性抉擇。

“供強需弱”：被掩蓋的嚴重性

中國經濟的供給能力之強，舉世公認。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在全球制造業產出中的占比已逼近三成。從高鐵到新能源汽車，從5G基建到光伏電池板，中國的供給側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然而，需求的疲軟度卻遠超外界傳統認知。經濟學家普遍關注的指標——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雖然在某些年份超過了100%，顯示出內需的重要性，但其絕對增速和可持續性卻面臨挑戰。

更值得注意的是，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率已從2007年的接近10%降至目前的不到1%，這表明過去依靠外部需求驅動的模式已大幅弱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多次警示，中國經濟的再平衡進程尚未完成，儲蓄率高企與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偏低是結構性痼疾。這不僅是國內消費不足的問題，更是全球市場對中國過剩產能吸收能力減弱的體現。

“供強需弱”的嚴重性在于：

產能過剩的常態化：傳統的投資驅動模式邊際效用遞減，繼續擴大投資只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帶來“無效投資”和“資產泡沫”的風險。

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停滯：需求不足導致企業缺乏創新和升級的動力，阻礙了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根據國際權威機構測算，要維持長期高質量增長，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是關鍵，但目前被結構性矛盾所抑制。

社會再生產循環受阻：缺乏強勁、可持續的消費拉動，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良性循環受阻，經濟運行面臨“堵點”和“卡點”。

為什么會出現“供強需弱”？

“供強需弱”的形成，是內外多種因素長期積累的結果”：

1. 歷史路徑依賴：出口導向與投資傾斜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后，中國采取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世界工廠”模式。這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卻也形成了“重生產、輕分配”的結構慣性：

收入分配結構固化：長期以來，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相對偏低，而資本回報、企業利潤和政府收入占比偏高。這直接抑制了居民消費能力，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高，但收入增長緩慢。世界銀行報告反復強調，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是釋放內需潛力的首要任務。

社會保障體系的短板：在教育、醫療、養老、育幼等公共服務領域，投入和效率仍存在不足。居民被迫進行高額的“預防性儲蓄”，以應對未來不確定性，導致“不敢消費”。

2. 全球化逆風與外部環境變化

近年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趨勢加劇，外部需求動能明顯減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曾指出，全球貿易增長已顯疲態。依靠出口和外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面臨“天花板”。中國必須從被動的“國際大循環”轉向主動的“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來分散風險。

3. 供給側的“結構性錯位”

中國的供給體系雖然龐大，但與國內不斷升級的需求之間存在“適配性”不足的問題。例如，高品質、個性化的服務消費、養老醫療、先進制造業產品等有效供給仍顯不足。這導致居民的消費需求外溢（如境外購物、醫療、旅游），或被迫降級，無法形成“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互動。這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用自主可控、高質量的供給來滿足和引領新需求。

如何破解“供強需弱”難題？

中國的“擴大內需”戰略并非簡單的凱恩斯主義刺激，而是“擴大內需”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機結合，旨在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在更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這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一次系統性重構。

1. 結構性擴大消費：收入分配改革為核心

中國的戰略重點是“建立和完善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

增加收入，提高消費能力：核心在于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這不僅涉及提高勞動報酬，更強調健全知識、技術等要素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讓更多人通過自身努力進入中等收入群體。

完善社保，消除后顧之憂：加大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支出效率，合理增加公共消費，解決居民“不敢消費”的痛點，減少預防性儲蓄。

創新供給，激發消費意愿：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釋放消費潛力。適應消費結構升級趨勢，發展新能源汽車、住房改善、養老服務、服務消費等新增長點，通過高質量供給提高居民消費意愿和品質。

特別是，要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

2. 增強有效投資：向“新基建”和“補短板”傾斜

投資的關鍵作用被重新定義，不再是簡單擴大規模，要防止造成無效或低效投資、避免資源浪費。要大力發展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有本金和債務約束的金融需求：

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大對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新基建”的投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實現“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

產業升級和技改：加快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擴大制造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投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擴大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

區域協調發展和城市更新：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加強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充分挖掘鄉村消費潛力。

激活民間資本：放寬民間投資市場準入，鼓勵和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參與國家重大工程和補短板項目建設，形成良好投資預期。

3. 暢通循環：破除卡點和堵點

戰略的落腳點是“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意味著：

打破市場壁壘 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卡點和堵點，如地方保護、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等。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確保金融需求有本金和債務約束，發揮政策性金融的逆周期調節作用，加大對符合國家發展方向的重大項目融資支持力度。統籌好擴大內需和防范化解經濟金融領域風險。

值得關注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中國將大力促進內需，將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這表明，在2026年的政策規劃中將把促進內需置于優先地位。

充分估計破解的艱巨性與復雜性

戰略方向已經清晰，中國對破解“供強需弱”的艱巨性有著清醒的認識。這不是一次短期調整，而是一場涉及利益深度調整的持久戰。

1. 利益博弈的復雜性

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必然觸及既得利益，尤其是優化要素配置、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將挑戰資本和效率優先的傳統慣性。這種深層次的體制機制改革，其復雜性和阻力遠高于簡單的貨幣或財政刺激。正如權威經濟學家所指，沒有制度安排上的突破，擴大內需將難以持續。

2. 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市場的波動和地緣政治沖突可能隨時干擾國內經濟循環。盡管強調內循環，但中國經濟的開放性決定了它無法徹底隔絕國際風險。如何在擴大內需和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之間找到平衡，是持續的挑戰。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于構建新發展格局，這一辯證關系需要時間來檢驗。

3. 政策實施的長期性

“擴大內需”戰略的成效，如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高品質消費體系的形成，都需要數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顯現。它要求政策的持續性、穩定性以及跨周期管理。任何重回大規模、低效能投資的誘惑，都可能導致改革前功盡棄。必須認識到，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而非一蹴而就的權宜之計。

中國將“擴大內需”提升至“戰略基點”，這表明其意圖已超越了經濟增速的短期維護，而在于建設一個更有韌性、更具內生動力、以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為錨點的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大國經濟在外部環境巨變下，重塑其全球競爭優勢的必然選擇。對于世界而言，一個由內需驅動的中國，意味著對全球資源的更大引力，也意味著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重新布局。（財富中文網）

作者王衍行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銀行業協會前副秘書長、財政部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咨詢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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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杜曉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