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對于軍事領導人來說，將道是樞機所在。英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史學家富勒（J.F.C. Fuller，1878~1966）對將道論述甚精。1932 年，在行將退休前，富勒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將道：疾癥與治療》，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證，批評了英國高級將領的領導力缺陷。

????他說，隨著軍事管理和指揮的組織化，軍隊越來越“非人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普通士兵在戰事激烈之時，還能夠看到他們的將軍，但到 1914 年，兩者已經彼此碰不到面。士兵們接受遙遠的指令，這些指令由指揮官們從地下指揮室、堡壘或者辦公室中發出。指揮官常常不知道下屬的名字；對他而言，他們只是些可以嚇唬敵人的影子。這樣，一場戰役退化成由副官們（比如中尉）領頭的沖突，就好像企業生產被簡化為由工頭控制的任務一樣。

????富勒說，犧牲上的平等感是“戰斗部隊的一種基本的粘合劑”，而“拖垮一支部隊的最快的方式就是把將軍們層層保護起來”。他注意到，只有一支英國部隊是始終由將軍帶著投入戰事的，那就是坦克部隊。富勒引用約翰?拉斯金的話說：“如果戰爭缺失了指揮官的個人因素，就只能退化為沒有靈魂的沖突。”當然，這其中的原因并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將領們成了懦夫，而是源于“普法戰爭中出現的一種令人驚異的無意識的變化，它抹除了真正的將道，把將軍非人化和非精神化了，令其成為一個辦公室中的戰士，一個電話操作員，整日躲在地下室里，機械地按下按鍵。”他指出，一個真正的將軍“并非只是一個站在戰爭舞臺側面提示臺詞的人，而是一出戲劇的強有力參與者。”最后，他得出結論：“將道有三大支柱：勇氣、創造性的智慧和強壯的體力；它們是些青年人而不是中年人的屬性。”

????富勒把美國內戰視為“最后一場大戰，此后，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作戰指揮被變成了一門科學”。事實上，在拿破侖戰爭的后期，那位偉大的皇帝就已經感到無法由他一個人控制全局。近代戰爭的規模比之當時不知道已經擴大了多少倍，但若說戰爭已經完全企業化，將軍變成了總經理，管理科學代替了指揮藝術，未免有點過甚其辭。

????富勒認為，戰爭是年輕人的事情，年輕人不僅更靈活、更無畏，而且也更有活力。他說，一個人的智力巔峰期是 35 歲到 45 歲之間，到 45 歲之后，思想開始僵化，想象開始枯竭，雄心也衰退了。“年長的人常常懷疑年輕人，也不歡迎批評意見；然而缺少了毀壞性和建設性的批評，任何事情都不會進步。”這一觀察也有些絕對化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將領是一群極有活力的將軍，從年齡上看并不年輕。

????但是，富勒有關將道的三大支柱的論述，在今天還是很有意義的。他和克勞塞維茨一樣，把勇氣置于智慧之前。不過實際上，兩者相輔相成，常常存在非常密切、微妙的配合。名將大都智勇雙全，當然兩者配合的比例上可能有若干差異，但絕對不會是有智無勇，或有勇無智。智與勇的配合適當，也就構成了軍事天才。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軍事天才需要具備兩種特性：一是在茫茫的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慧；二是敢于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

????我認為，富勒論將道，最有價值的一點是，他強調了御駕親征的重要性。他嚴厲批評了世界大戰中那些“坐在扶手椅上的將軍”，他們與前線現實的脫離可能會導致災難。這是高級管理人員在所有組織中都必須處理的一個課題。富勒就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觀察寫道：“將軍越來越被限制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與手下的人相隔離。他和下面的接觸不是依賴于個人因素，而是全然仰仗電報與電話。這樣雖然也能實現接觸，然而這種接觸只有依靠把下屬指揮人員從火線上調出來、讓他們聽從上級的召喚才能完成。在大戰中，沒有什么比以下的景象更可怕的了：指揮的鏈條終于一個坐在電話前的指揮官，他整日不停地談論、談論、談論，而不是領導、領導、領導。”

????海爾的掌門人張瑞敏對此有清楚的認識。他說，流程再造的失敗率之所以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企業的領導難以直達終端。國外一些大公司老板可以花很多錢請來咨詢公司、軟件公司做流程再造，那樣做是再造的形式。但就像德魯克所說，不管信息發達到何種程度，也代替不了管理者御駕親征。如果下不去，就再也沒任何辦法了。我認為這也許是那些大公司失敗的重要原因。“我們已經養成一定要到現場和終端的習慣，和員工溝通。我覺得這個對于企業來講太重要了，美國企業把這個叫做潛水，經常要潛到水底下去看，你光在水面上什么也看不見。一看，一望無際的大海很好，但下面充滿了暗礁和暗流。我們會突然地到一個車間或者一個商場，基層的管理者也不知道你要去，會愣一下：｀你怎么來了？＇那時很多真實情況你都會知道，你會發現很多你覺得不應該產生的問題，有時你感到它們太出乎意料了，而且是太嚴重了。所以，關起門來研究多少天問題，沒有太大意義。”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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